• eVTOL产业发展白皮书 28/04.2025

  一、顶层设计定调，低空经济开启万亿产业新蓝海 （一）新兴战略产业崛起，低空经济被纳入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是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概念术语源自2009年通航产业的学术研讨会，并在2021年首次被加入国家级规划（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低空经济主要是指依托低空空域，以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为载体，以载人、载货及其他作业等多场景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航空旅游、支线客运、通航服务、科研教育等众多行业，是一种辐射带动效应强的综合性经济形态。中央定调“低空经济”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3年12月11日—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增长引擎，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被列入要积极培育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纳入新质生产力范畴，成为新质生产力标杆赛道。此后，低空经济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各地政府陆续出台对低空经济的支持政策，研究机构和企业加大低空经济相关产业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低空经济广阔市场蓄势待发。直升机、无人机、eVTOL是低空经济的关键载体。无人机产业是低空经济中的核心产业之一。在国内多重政策支持下，中国无人机产业迅速发展，低空航空器及企业数量持续增长。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的无人机运营企业达到1.5万家，同比增长率19.5%，无人机注册数量为96万架，同比增长率为15.1%，无人机有效驾驶员执照为15万本，同比增长率为26.5%。其次，随着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来10年中国通用直升机有望迎来快速发展。2022年底，中国通用航空器机队规模达到3186架，净增长168架，其中通用直升机机队规模为1037架，占比达到40%。预计到2027年中国民用直升机机队规模将达到1449架，到2032年机队规模将超过2000架；此外，我国eVTOL行业发展迅速。2023年10月13日，亿航智能自主研发的EH216-S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系统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TC（TypeCertificate，型号合格证），为全球首个eVTOL航空器型号合格证；2023年12月28日，亿航EH216-S举行全球商业载人首飞演示，这标志着eVTOL产业发展取得关键突破，为后续商业化运营奠定了基础。 图1:低空经济主要飞行器 （二）低空市场空间广阔，催生万亿级产业规模低空产业链条长，是经济增长动力源。从产业结构看，低空产业重点发展领域包括低空飞行制造、低空飞行服务、低空飞行保障和基础设施综合服务。从产业链看，低空产业链上游为研发设计与原材料。中游是零部件制造集成与配套服务，下游是应用场景服务。低空经济链条很长且附加值高，内在的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能把整个中国的要素市场激活，可以保障上游生产性服务行业，推动中游制造供应产学研结合，也将进一步拉动下游消费应用，有望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 低空经济催生万亿市场规模。据统计，中国低空经济规模2023年超过5000亿，同比+33.8%，其中低空飞行器制造和低空运营服务贡献最大，接近55%，间接围绕供应链、生产服务、消费、交通等经济活动产生的贡献接近40%，低空基础设施和飞行保障的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未来随着低空飞行活动的日益增多，预估2026年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达到10644.6亿元。2023—2026年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30%，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 二、eVTOL成为低空最热赛道，全球商业化进程提速 （一）eVTOL综合优势显著，是未来城市交通的新选择eVTOL是低空经济重要载体之一。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electricVerticalTake-off and Landing，“e”代表电动化，“VTOL”代表垂直起降，核心是垂直起降飞机或者飞行器）最早的概念机型出现在2009年，NASA公布“海雀”eVTOL技术概念渲染视频。一经发布即引起了广泛传播。2014年，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IAA）和美国垂直飞行协会正式引入eVTOL概念。eVTOL，是指能够利用分布式电推进技术（DistributedElectricPropulsion,DEP），使飞行器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垂直悬停、起飞和降落的一类航空器。这项技术的出现归功于电力推进（电机、动力电池、飞控等）和复合材料的重大进步，以及城市空中交通（UAM）对新型飞行器的新兴需求。 eVTOL具有六大性能特征。相比传统固定翼飞机，这种靠电能提供绿色动力的飞行器能够实现灵活地垂直起降，不需要铺设超长跑道，不占用过多资源；其次，噪音分贝也只有前者的一半，这使得eVTOL有潜力在社区中心上空起降盘旋。因此具有安全性、可靠性、环保性、经济性、智能性、舒适性等六大性能特征，可使人或货物以无缝、经济的方式在城市低空快速流动，高效开发城市低空空域资源，以有效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地面交通拥堵问题，并解决空中物资运输和交通出行的需求。    相较汽车和直升机，eVTOL具有噪音低、速度快、低运营成本等优势。以JobyJAS4-1为例，与燃油汽车（奔驰E级）、新能源汽车（TeslaModelY）和直升机（贝尔407）各参数进行对比：1）eVTOL在噪音方面相比直升机具有明显优势；2）JobyJAS4-1巡航速度可达322km/h，相比传统的交通方式速度更快，可实现短时间城内、城际交通出行；3）eVTOL采用电力作为主要动力方式，我们测算单公里所需电力成本不足0.1元，相较汽油或者航空煤油作为主要动力的交通工具运营成本更低，且绿色环保，符合碳中和、碳达峰的航空交通未来趋势。因此，顺应了电气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eVTOL将成为一种面向未来城市空中交通（UAM）场景更符合未来城市综合立体交通系统的飞行器形态，为超大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创造了新的通勤方式，将对未来社会、经济安全和环境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带来巨大价值。 （二）eVTOL应用场景丰富，由ToB/G向ToC不断拓展 eVTOL主要适用短距离行驶，应用场景多元。eVTOL作为城市空中交通的载运工具，能够渗透到城市中心，进行点对点的交通运输。eVTOL应用场景主要有三个关键条件：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100—1000米的低空领域、点对点。eVTOL短期可应用到载货等场景，随着适航取证和商业运营的推进，未来有望应用在城市客运（UAM）、区域客运（RAM）、城市物流配送、商务出行、紧急医疗服务、私用飞行器等多种场景模式，大致可分为载人客运、载物货运、公共服务、警务安防、国防军事及私人飞行等行业场景。    eVTOL由ToB/G向ToC拓展，客运市场发展将历经三个阶段。作为空中交通的具象形式，eVTOL运行分为无人驾驶、有人驾驶两种模式，制造商主要聚焦城市客运与货运两个主要方向，并结合目标应用场景不断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品迭代升级。与民用客机比较，大型民机主要解决1000公里以上的空中运输，而eVTOL主要解决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间内、城郊及城际点对点的空中运输，在拥挤的城市内、城郊、都市圈进行短程通勤时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国内客运应用市场发展将历经三个阶段，包括：1）导入阶段（2025-2030）：市场应用以空中游览飞行、医疗转运为主。2）爆发阶段（2030-2035）：AAM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空中出租车”、“空中小巴”等模式开始出现并普及。3）普及阶段（2035-）：小型eVTOL进入私人市场，满足各类出行需求，社会转变为高度自主化、自动化的“空运”社会。 三、政策东风助力，国内外主要城市群eVTOL乘势起飞 （一）eVTOL迎来政策红利，世界各地广泛参与世界各地区各组织制定各项政策广泛参与eVTOL产业布局。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新加坡民航局（CAAS）等民航管理机构以及纽约、东京、旧金山三大湾区和巴黎、伦敦等城市已开始着手构建UAM产业生态，并出台各种政策推进eVTOL快速落地。比如：美国继2023年5月出台《城市空中交通（UAM）运行概念2.0》后，7月FAA再次发布寡欲AAM（先进空中交通）的详细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2028年前实现AAM规模化运营所需要的各关键要素和措施步骤。此外，英国于2024年3月发布了“飞行的未来”行动计划推动电动垂直起降（eVTOL）革命，计划到2026年实现首次飞行出租车试飞，2028年使其成为生活方式。该计划旨在确保适当的基础设施和监管，平衡创新、安全和减排，在本世纪末创建一个规模达到570亿美元（约合41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法国政府机构CPR携手机场运营商ADP和城市交通运营商RATP，在巴黎政府的支持下开展巴黎城市空运项目，计划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之际实现城市空运商业试运营。韩国国土交通运输部于2023年2月正式发布K-UAM计划的相关细则并带动众多知名大企业加入UAM领域，计划2025年前实现空中交通商业化以减轻地面交通堵塞并提升未来经济增长。中共中央+地方政府双层政策扶持，eVTOL落地将进一步加速。2021年以来，低空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家陆续颁布一系列鼓励支持性政策，2023年10月，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2035年）》[19]，明确发展绿色航空制造业，以“绿色＋”加强可持续发展，推动电动航空等领域建设。《纲要》明确eVTOL领域发展时间节点，2025年实现eVTOL试点运行，2030年实现eVTOL规模化商业应用。国内各地低空经济政策出台，加速助推eVTOL产业升级。广州、深圳等多地出台低空经济政策，其中针对eVTOL的相关政策包含推动eVTOL起降场等基础设施建设、eVTOL企业补贴等，加强对eVTOL相关企业招商力度。2023年12月27日，深圳市交通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创新委、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深圳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快推动载人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等低空航空器产业化；对研制载人eVTOL、飞行汽车并实现销售的在深圳实际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一定比例销售奖励；支持eVTOL航空器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适航取证。因此，各地低空经济政策或将进一步助推eVTOL行业发展，相关企业有望充分受益。 （二）国内外城市群领航起飞，勾勒eVTOL产业蓝图硅谷湾区正在迈向全球领先的空中交通“创新之都”。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大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南面，是最早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新棉之地。硅谷湾区的主要特点是集聚一批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顶尖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圣塔克拉拉大学等，同时拥有以特斯拉、甲骨文、思科、惠普、facebook等为代表的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于一体。在eVTOL领域，硅谷已经集聚一批美国实力最强的制造商包括：Joby、Archer、Wisk、Elroy等，也吸引来自华盛顿的Supernal设立研发中心，韩国的PlanaAero设立总部。目前斯坦福大学的智能系统实验室也在基于eVTOL的未来交通系统和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做深入研究。马斯克的火箭公司SapceX也关注并投资了飞行汽车公司AlefAutomotive，其飞行契合ModelA获得FAA颁发的特殊适航证，用于展览、研究和开发等用途。此外，eVTOL领军企业Joby一直在加州做研发试飞并在2021年申请许可开展了一系列横跨旧金山湾的空中出租车飞行验证，这也是最早的城市环境下eVTOL验证飞行活动之一。东京湾区以综合性规划为牵引发展AAM。东京湾区集聚了全日本实力最强的eVTOL企业SkyDrive以及积极投入到空中交通领域的本田、丰田等汽车企业，且有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联合企业共同推进eVTOL的研发。以东京湾区为起点，日本正在大力发展AAM。日本很早制定AAM的发展路线图——《日本的先进空中交通：我们的发展和超越》，路线图提出了日本2025年在大阪世博会上启动先进空中交通服务、2030年实现eVTOL空中出租车及重型货运无人机业务全面商业化的目标。东京湾区有多家通航公司，提供包括私人飞机、直升机旅游观光、医疗救援、警务支援等服务，城市服务保障方面东京仅用5年时间构建了通用航空救援救护体系，这一过程在欧美国家历经20年。日本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作为运营主体参与的方式，探索eVTOL的城市空中交通场景运行，实现路径非常稳健，工作落实得非常细致。2022年，日航、三菱和兼松株式会社（日本十大商社之一）联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在东京都市区启动AAM试点运营的项目提议。它连接东京市中心主要交通运输枢纽、机场、岛屿，提供运输服务和观光飞行，并通过2023年的直升机示范运营和2024年的eVTOL和着陆飞机示范运营，研究运营问题/盈利能力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eVTOL试点运行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四大湾区之一，集聚了近9000万人口，经济总量超13万亿，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造为支柱的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这里拥有国内最大的企业集群，企业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位居全国首位。同时在低空领域也有绝对的产业优势。低空分型技术（电机、电池、飞控、避障碍）、感知和通信技术（远距通信、通信安全、卫星导航、雷达）数字技术（大数据、数字孪生、模拟仿真）等领域具有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无人机市场发达，占据48%市场份额。被称之“无人机之都”的深圳就拥有超1700家企业。在eVTOL领域，自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广州、深圳、珠海先后出台支持和促进eVTOL低空飞行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提出将为低空经济产业相关基础设施、产业园、低空飞行服务、适航审定、标准制定、核心技术攻关等进行扶持并提供补贴。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通航制造业的国家队领导性企业中航通飞，也拥有中信海直、南航通航等直升机运营头部企业。也涌现出亿航智能、小鹏汇天、广汽等eVTOL行业参与者，且通过政策和场景先行先试吸引了德国eVTOL制造商Lilium落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eVTOL试点运行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2024年1月，深圳市低空融合飞行示范区eVTOL首飞仪式开启，验证了载人eVTOL、无人机和传统通航飞行器的融合空域运行。2月，峰飞“盛世龙”五座eVTOL完成了珠海到深圳的飞行验证，将单程3小时的地面车程压缩至20分钟。3月，小鹏汇天完成了广州天德广场到广州塔的演示分型验证。长三角城市群eVTOL科创氛围最浓，科创企业最多。长三角城市群规模更大，经济体量更强，GDP占全国1/5。同时长沙的城市群比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更雄厚的传统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也是国内最大的商用飞机研发生产基地，拥有众多航空类科研院校与大量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集聚全国70%的民用航空产业人才，国内80%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创始人和创新团队均曾在上海航空体系内工作。此外长三角地区的通用航空机场、无人机试验区数量要远多于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研发企业的测试、研发和试飞的协同。上海作为华东航空枢纽，拥有峰飞、时的、沃兰特等多家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制造商，围绕细分领域推动低空经济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海市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先行先试，金山华东无人机基地成功获批全国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成为国内唯一以海岛为应用场景的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但是在eVTOL领域，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空中交通试点动作要比粤港澳大湾区动作慢，目前只在少数城市做过验证试飞或演示飞行活动。合肥组建了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为创新资源找场景。2023年12月，亿航智能EH26-S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在合肥市完成了全球商业首飞演示。 四、eVTOL开启全球研制热潮，由虚入实落地提速 （一）全球大国抢占eVTOL制高点，矢量推进型成为主流构型全球航空大国竞相研发eVTOL抢占城市UAM制高点。eVTOL作为一种新一代航空革命性飞行器，集合了新概念、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它已经成为未来城市空中交通市场的主流方案，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研发的热潮，成为国际航空科技创新竞争的新赛道。根据航空产业网统计，全球eVTOL制造商目前主要分布在美国、中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等，累计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目前eVTOL的主流构型有三类：垂直起降固定翼、矢量推力型、多旋翼型，与无人机整体布局划分类似。截至2023年7月，飞行器整体布局：1）垂直起降固定翼（复合翼）占比47%，如沃兰特的VE25，零重力的ZG-VC2，峰飞航空盛世龙等，沃飞长空的XB-12;2）矢量推力（倾转旋翼）布局占比38%，如时的科技的E20，零重力的ZG-T6、沃飞长空的AE200;3)多旋翼布局占比15%，如亿航智能EH216-S、小鹏汇天的旅航者等。截至2023年11月底，全球共有924型eVTOL概念产品。参考VFS分类，eVTOL按照动力方式可分为三类：1）矢量推进型：通过改变推力方向实现垂直起降和巡航，典型机型如Joby-S4、LiliumJet等，该类eVTOL概念达330型；2）升力+巡航型（复合翼型）：两套螺旋桨系统独立分别实现垂直起降和巡航，典型机型如Boeing-PAV、Wisk-Cora等，该类eVTOL概念达151型；3）多旋翼型：无巡航用螺旋桨，完全通过控制多旋翼的升力大小实现飞行，典型型号如Ehang-216、Vilocity等，该类eVTOL概念达271型，其中包含110型单人可悬停飞行器和62型电动旋翼机。多旋翼型多为轻小型设计，巡航速度低，航程短；复合翼型和倾转构型巡航速度高，航程长。1）多旋翼型eVTOL通常只有1或2个座位，巡航速度低于200km/h，目标航程一般不超过60km。2）复合翼型eVTOL巡航速度分布在多旋翼和倾转构型之间，平均为205km/h，起飞重量更重，且通常会使用固定翼，机舱布局更灵活。3）倾转旋翼型eVTOL一般采用搭载5名乘客及以上的设计，巡航速度可超过250km/h，目标航程在100—300km。 （三）eVTOL产品试飞认证稳步推进，中外性能指标接近eVTOL商用化运营关键在于适航审定。为了确保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在投入使用前具备“适航”状态，需要开展适航审定活动，适航审定三阶段包括：型号合格审定、生产许可审定和适航合格审定。现有的eVTOL适航审定实践中，每个项目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进行处理，每个项目需单独制定专用条件。TC证作为型号合格证，标志着产品设计安全可靠，在“三大通行证”认证中最早开始，也最为困难。AC证作为适航证，意味着航空器合格证，可以交付。PC证指企业建立了一整套用于航空器生产的质量系统，能确保交付的每一架航空器及零部件均能符合经TC证批准的型号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生产一致性良好。2024年1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施行，无人机产业进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各项配套政策、规章规范也正逐步落地，低空经济迎来新的“政策风口”。据不完全统计，超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低空经济”有关内容写入当地的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因此，政策支持+法规逐步完善的情况下，eVTOL适航审定有望加速。 全球eVTOL产品多数处于适航认证阶段且产品性能指标接近。全球1/4的eVTOL项目处于飞行测试阶段，50%左右的eVTOL项目处于概念设计阶段，多旋翼技术和混合布局技术飞行测试项目占比较高，达30%以上。欧美eVTOL领域的研究较为成熟，其中美国、德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eVTOL研发不落后于欧美，在亚太地区处于领头羊地位。从国内看，1)2023年亿航智能EH216-S成为全球范围内唯一取得TC和AC认证的航空器，并有多款产品交付客户；2）小鹏汇天“陆地航母”计划24Q4开启预定，25Q4开始批产；其余多数国内企业也都在积极进行产品试飞或适航取证工作。从国外市场看，1)2023年4月，美国Joby公司宣布获得了美国空军价值5000万美元合同，累计已获得1.31亿美元的合同；2)2023年11月，德国Lilium获得了EASA颁发的“DOA”，即运营许可证。3)2024年3月8日，美国FAA公布了Joby公司eVTOL产品JAS4-1的正式适航准则（适航审定基础文件，相当于专用条件），将自2024年4月8日起生效，这也是FAA正式颁布实施的首款eVTOL适航准则。全球整体来看，eVTOL产业蓄势待发，目前中外比较差距不大。同时国内拥有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有力的政策支持条件和适合产业生存落地的土壤，eVTOL产业或有望乘风而起。 五、eVTOL商业化元年已至，UAM市场前景广阔 （一）2024开启eVTOL商用元年，全球市场快速扩容2024年两大盛会计划开展eVTOL商业化运营尝试。2023年12月，亿航智能EH216-S获得全球首张无人驾驶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适航证，正式开启商业化交付，标志全球eVTOL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2024年2月27日，全球首条eVTOL跨海跨城空中航线完成首次演示飞行，一架“盛世龙”5座复合翼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模拟一家人乘坐这一自动驾驶航空器于珠海九洲港码头与深圳蛇口间飞行，单程3小时的地面车程可缩短至20分钟。这是全球首条跨海跨城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航线的公开首次演示飞行，跨越珠江入海海湾往返飞行超过100公里。被称为“空中的士”。2024年3月8日，小鹏汇天飞行汽车旅航者X2顺利完成城市CBD“天德广场广州塔”区域的低空飞行，为未来城市空中交通、低空旅游观光等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的全面推广提供经验。此外，国外，巴黎奥运会、大阪世博会均已计划在活动期间开展eVTOL商业化运营尝试，其中巴黎奥运会，Volocopter公司宣布了5条航线，分别是3条连接航线和2条观光环绕航线。目前行业爆发会极大促进公众的认知以及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主机厂商会经过一场快速的大浪淘沙，到2028年左右，会有部分厂商部分机型脱颖而出，在部分城市进行有限制的自动飞行（驾驶员作为安全员在席），并实现小范围的商用拓展（景区观光、应急场景等）。之后行业稳步发展，至2040年，eVTOL行业会呈现较高的成熟度，eVTOL将在全球主要大中型城市实现商用落地。 （二）中国eVTOL市场有望达5000亿，UAM未来可期2050年全球UAM市场规模有望达900亿美元。相关机构预测，1）载人eVTOL未来三种重要的使用场景是城市出租车、机场班车和城际交通，2030年全球运营载人eVTOL数量有望达7000架，UAM（城市交通）市场规模有望达20亿美元，2050年全球运营载人eVTOL数量有望达16万架（2030-2050CAGR为85%），UAM（城市交通）市场规模有望达900亿美元（2030-2050CAGR为21%）；2）分地区来看，展望2050年，亚太地区和美洲预计为eVTOL运营主要地区，载人eVTOL数量分别占比51%和33%，UAM市场规模分别占比41%和44%；3）分类别看，2025年城市出租车、机场班车、城际交通三类eVTOL占比分别有望达36%、35%和29%。全球UAM市场空间广阔，蓄势待发。中国eVTOL市场有望达千亿集中在中南和华东两地。据统计中国eVTOL市场预计在2026年迎来商业化高潮，主要在低空旅游的应用场景中不断渗透，其次是城际交通运输上将替代部分200公里内的城际交通市场，同时对城际飞机、高铁出行做城市边缘到城市中心运输的延伸服务。此外对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常态化应用起到一定的替代性。2026—2030年eVTOL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可达52.9%，2030—2035年复合增速预计为37.6%。预计到2035年eVTOL市场空间将会达到5292.8亿元，eVTOL飞行器数量将有望达到5万台。区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中南和华东两地，华北、西南、东北、西北地区以相关整机试验及关键系统配套为主。eVTOL已形成4个梯队，但进展差距较小。随着技术、政策和市场逐渐成熟，具有颠覆性力量的潜在竞争者的威胁显著增加。目前已有四类企业进入eVTOL市场，分别为传统飞机制造商、汽车企业、无人机企业和eVTOL新势力。目前国内进入eVTOL市场的企业可分为四个梯队：1）第一梯队（已取得型号合格证）：亿航智能、峰飞；2）第二梯队（合格证申请进入审定阶段）：沃飞长空（吉利）、沃兰特、时的科技、御风未来；3）第三梯队（已全尺寸飞行过）：小鹏汇天、山河星航（与大众合作）、广汽研究院等；4）第四梯队（已缩比例飞行过）：亿维特、零重力等。中国城市与城际交通（UAM）市场规模近3500亿元。进入21世纪，交通拥堵成为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难题。eVTOL作为面向城市空中交通的新型交通工具，也由最初的个人梦想家的小范围实践发展到受航空和汽车两大领域重视并成为市场热点。据相关机构预估，eVTOL对城市、城际交通的补充是未来5～10年内重要的发展目标。其中，长途客车的货运量自2019年开始波动性下滑，铁道交通和航空量在政府支持下基本恢复到2020年前水平的60%～80%，城际交通未来客运量将处于平稳增长状态。eVTOL主要可补充替代的短途城际出行场景是高铁和飞行。预计2035年，市场空间将高达3446.7亿元，运营航线将超过1万条，单台eVTOL全年可搭载乘客数量近12000人次。中国eVTOL低空游览市场规模可破1000亿。据统计，中国eVTOL目前最直接的替代场景集中在低空旅游观光行业中。传统飞行器受制于高成本、景区离客源地远等不利条件。相比之下eVTOL零排放低噪音低成本等先天优势，将大大减少低空游览生态运营建设成本并对景区起到环境保护作用。目前低空游览项目已在桂林、八达岭长城、三亚等地布局，未来随着国家政策倾斜及市场渗透率加强，低空游览空间将不断增长。预计2023年市场规模将增至135.1亿，年复合增长率预计高达65.3%。至2035年，市场规模将达136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预计58.9%。中国eVTOL低空通航替代市场规模可达近500亿。相较于复杂地貌飞行救援等用途的大型通用航空飞行器，eVTOL对用于工业作业等常态化领域的中轻型通用航空飞行器更具潜在替代性。对比主流的双发直升机，eVTOL拥有更低的成本，更低的噪声，是现有直升机/固定翼航空医疗生态的重要补充。据推算，2026年eVTOL预计可替代潜在市场空间达234.1亿元，且该市场规模预计将以8.3%年复合增长率攀升，至2035年市场规模预计高达479.1亿元。 六、eVTOL产业链生态发展显著，产品迈向量产阶段 （一）eVOTL产业链较长，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动力系统、航电及飞控系统、能源系统成本占比达70%。上游子系统供应商为主机厂供应不同的专业模块组件（主要包括电池、动力系统、飞控系统、导航系统与显控系统）中游主机厂主要承担整机研发和集成任务（负责机体和整机系统），国外知名公司如Joby和Archer，国内以峰飞、亿航、时的科技、御风未来等新兴企业正在迅速发展。下游运营商主要负责eVTOL的商业化运营，国内外知名公司如深圳东部航空、中信海直、亚捷等。此外下游还存在公共交通运营、低空旅游、周边经济等相关企业。从目前eVTOL供应链发展趋势判断，导航、通讯与飞控子系统作为eVTOL的“大脑”和“眼睛”，因其技术壁垒和适航认证门槛较高，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需依赖传统航空航天供应商提供软硬件解决方案。eVTOL的飞行控制较直升机、飞机等传统飞行器而言，需特别解决基于多旋翼垂直起降、基于常规固定翼水平飞行以及垂直－水平两种飞行状态的平稳切换等技术难题，目前国内外主机厂通常只掌握其中一两项技术，仍是目前主机厂产品研发的短板。eVTOL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技术系统包含动力系统、能源系统、飞控系统、航空电子、整机结构等。据Lilium，eVTOL动力系统、结构和内部件、航电与飞控、能源系统、装配成本占比分别为40%、25%、20%、10%、5%。 （二）借助新能源汽车产业链，eVTOL产品有望快速量产eVTOL自动驾驶技术逐步成熟。eVTOL驾驶层面从“辅助人类飞行员（有人驾驶）➡与人类飞行员联合（辅助驾驶）➡自主驾驶（无人驾驶）”过渡。根据EASA，人工智能主要分为三级：辅助人类飞行员（VL1）、与人类飞行员联合（VL2），以及自主智能（VL3）。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已逐步达成L3水平，硬件方面激光类等系统也十分完善，具备逐步实现VL2级别的无人驾驶技术。同时，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VL3级别的真正的无人驾驶eVTOL也有望加速实现。三电系统价值量高，中国技术全面领先。与新能源汽车相似，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也是以eVTOL为代表的电动航空器中的核心零部件，航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产业三电的相似性达到80%～90%。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完备，国内eVTOL配套的三电系统具有先发优势和坚实基础。eVTOL航空器多采用了分布式电动推进系统（DEP），少数将采用氢能或者油电混合动力，电动推进功率密度大、结构简单、维护和布局要求低，能够避免很多机械结构问题，虽然存在电池能量密度较低，动力系统重点占比更高等问题，将是eVTOL的主流动力形式。eVTOL的电驱和电机与新能源汽车具有一定相似性，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成熟度较高，eVTOL将充分受益。 七、未来路径探寻，eVTOL产业发展攻略 （一）基建先行，深圳模式有望形成示范地面基础设施是整个eVTOL生态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城市空中运输网络的关键节点，垂直起降场一般包含起飞降落区、停车场与航站楼、机场信标台、通讯导航、充电与维保等设施，为eVTOL运行提供起降场地、充电与维修、空地交通接驳等功能。这些场地可以位于市区的顶楼、停车场、码头、机场等地点，提供便捷的起降点和乘客接送服务。根据土地面积大小、所处地段、匹配功能等因素的差异，垂直起降场地主要可分为三种：垂直停机点、垂直停机站、大型停机场。三种停机场地类型对应了不同的应用场景，可承载的起降飞行器与乘客数量也不同。垂直停机点因占地面积较小，基本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写字楼楼顶，适用于短暂的停靠，类似现在的直升机停机坪，载客能力最低；垂直停机站则基本分布在城区较大的场地或城市近郊，按需配置充电、维修、通讯导航等功能设施，载客能力中等；大型停机场普遍位于城市郊外，拥有独立划分的区域和最完整的硬件设施，是区域垂直起降飞行器的交通枢纽，可集成其他地面交通方式，乘客吞吐能力最强。空管基础设施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前置。2022年以来深圳市及各区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并对低空空管建设谋划布局。深圳市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一期项目落地，在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中先试先行进度领先，有望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加速发展。根据《低空经济发展白皮书（2.0）-全数字化方案》（IDEA研究院，2023），为了满足低空经济发展中的空管建设需求，协调有限的空域、地面资源，将由政府引导建立统一标准化的低空智能基础设施。目前，深圳市已经开始建设“服务网”、“航路网”、“空联网”、“设施网”四张网，先试先行有望形成示范效应。深圳低空基建已逐步取得进展，空管模式或将形成示范带动效应。1）物理基础设施方面，深圳建设了低空融合飞行保障基地，并网格化布局3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直升机及eVTOL融合飞行示范基地、医院空中急救体系、共享起降设施等，其中龙岗无人机测试场建设部署5G基站等设施，实现CNS先进技术测试等场景验证。2）SILAS系统方面，深圳实现了数字化空域划设管理、飞行活动申报系统、统一数据共享平台等数字空管系统研发。我们认为，深圳市低空空管建设的推进，或能对全国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二）良好生态是关键，三方面入手优化eVTOL产业生态发展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业是复杂且充满挑战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公众携手共进。通过综合施策，包括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基建强化、人才培育、市场拓展以及法规制定与监管，才能促进eVTOL产业稳健且高效地发展。目前，全国各地政府已相继启动低空经济相关产业的布局工作，为确保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更需做到以下关键要点。一是强化政策支撑引领。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与军民航各级空域管理机构的沟通协作，在国家现有空域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加快低空航路规划，加强eVTOL飞行安全监管，努力争取本地区低空空域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政府应制定明确的eVTOL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引，提供税收优惠、研发补贴和资金支持等财政支持，以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提高市场响应速度，从而推动eVTOL产业的快速发展。制定eVTOL产业化发展技术路线图，引导企业创新突破和商业应用，围绕产品安全、技术性能、市场运营等，加快制定行业标准，鼓励行业社会组织制定团体标准并加快推广，积极推进适航审定体系构建，健全研发制造、运营使用、适航管理等政策法规体系，制定产业创新、人才、应用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二是分类推动eVTOL产业发展。针对eVTOL应用场景多、不同业态的技术和市场成熟度差别较大的现状，建议分类别推动eVTOL产业发展。对于“成熟类”eVTOL业态，如轻小型消费类eVTOL、植保无人机等，建议以市场化发展为主，民航行业管理部门视情制定运行规则和标准，引导eVTOL安全运行；对于“成长类”eVTOL业态，如无人机物流、工业级无人机等，建议积极支持骨干运营企业继续积累运行经验，拓展应用场景，创新运营模式，并适时转化为行业标准，同时局方做好安全运行引导和监管；对于“探索类”eVTOL业态，如载人飞行，建议采用“审慎包容”的原则，在试验基地（试验区）为其提供测试和验证飞行的场地，支持企业继续开展技术创新研发和商业运营探索，为未来成熟运营巩固基础。三是进一步深化创新局地共治的监管模式。近年来，民航局在传统通用航空领域加大局省共治力度，但地方政府主要侧重对通航产业的支持促进政策，通航运行管理的主体仍然为民航局（包括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对于eVTOL业态而言，其运行的空间范围一般为城市层面，在运行保障方面，如气象信息、起降平台布局建设、城市通导监设施、低空空域和运行航线等，均需要更加精细的城市级、中微观保障服务，因此，未来针对eVTOL的服务保障和运行监管，需要进一步深化局地协同共治监管模式，建议将部分行业监管职责授权给地方政府，如运营信息采集、运行服务保障、实时动态监管等，以地方为主建立面向eVTOL城市级应用的运行管控模式，并通过管理平台等技术手段与民航行业监管系统实现联通，从而实现对eVTOL运行的高效、科学监管。

• 从泰国项目事故看中资国企海外治理体系的挑战和建议 28/04.2025

  0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介绍 泰国国家审计署新办公大楼项目是泰国政府近年来重点推进的中央政府行政办公设施建设工程之一，项目位于泰国首都曼谷市恰图恰区（Chatuchak），地理位置紧邻政府部门集中的区域，旨在集中办公、提升审计署办公效率，并以现代绿色建筑标准建设。 该项目于2022年底启动，由泰国国家审计署主导，采用公开招标形式。中标联合体由中国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ChinaRailway10thBureauGroupCo.,Ltd.，简称“中铁十局”）与泰国本地工程企业Italian-ThaiDevelopmentPublicCompanyLimited（简称ITD）组成。其中，实际执行层面主要由一家在泰国注册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注册资本、施工管理、人力配置、合同履行等核心工作均由中铁十局方面主导。 该大楼设计为地上33层、地下4层的现代化办公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12.5万平方米，总投资预算约为21.36亿泰铢（约合人民币4.2亿元）。大楼原计划于2025年第三季度竣工，并投入使用。 2.中铁十局参与方式与项目结构 尽管该项目以“中泰联合体”中标，但据泰国特别调查局（DSI）初步披露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负责承建的项目公司并非由中铁十局法人实体直接持股，而是由时任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负责人张传令个人名义持有49%的股份，其余51%的股份登记在三名泰籍自然人名下。 从泰国法律视角分析，该结构明显规避了《外国商业法》中外资在特定行业中不得超过49%持股比例的限制，涉嫌设立“人头股东”以变相实现对项目公司的绝对控制。该项目公司在招投标资料中并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与股权结构，存在重大信息隐瞒。 此外，根据多方报道与调查文件，该项目建设资金中有超过70%来自中铁系统内的资金安排，包括境内工程预付款、施工材料代采资金等。这进一步说明，中铁十局虽未在名义股东中出现，但事实上对该项目具有实际控制权与主导权，符合“外资受益所有人”的法律特征。 3.建设期间与事故发生概况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建设期内曾出现多次安全隐患报告。2024年底至2025年初，泰国建筑安全监督机构曾对该项目提出“施工现场管理混乱”“部分工段加速推进未验收”等质疑。2025年3月28日，受缅甸实皆地区7.9级强震影响，远及曼谷的地震波造成该大楼在尚未完工阶段整体结构坍塌，成为近年来区域性最严重的施工安全事故之一。 截至4月21日，事故造成至少47人死亡、33人受伤，另有47人失踪。事发后，泰国政府迅速启动联合调查机制，由总理府牵头，司法部、内政部、审计署、建筑监督局及DSI参与。中铁十局及项目公司多名中方与泰方人员被约谈调查，其中包括张传令在内的中方管理层被控试图转移文件、擅自进入封锁区，被警方逮捕。 4.项目相关方与法律责任主体识别 根据当前掌握的情况，该项目涉及多重法律关系主体，包括： -名义承建单位：泰国注册项目公司（持股人为张传令及三名泰籍自然人）； -实际控制方：中国中铁十局，通过人员派驻、资金安排、现场管理等方式控制； -联合体合作方：意泰建设公司（ITD），主要负责本地行政协调与部分工务支持； -发包单位：泰国国家审计署； -项目监理与监管单位：泰国建筑质量监督局、国家会计总署、M-FICORD等。 当前，泰国政府已将该事件定性为重大公共安全事故，涉嫌违反建筑规范、外国人非法经营、投标舞弊及商业隐瞒受益所有人（UBO）等多项罪名。中铁十局作为实际管理方，其合规责任及法律后果不仅受泰方法律制约，也将在中国国资监管体系下接受进一步审计与纪律问责。 02 股权结构问题与法律实质 1.表面股权结构：自然人控股规避外资限制 根据泰国商业登记处与泰国特别调查局（DSI）公开的信息显示，负责承建泰国国家审计署大楼的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在法律注册层面，并非由中铁十局法人实体直接持股，而是由时任中铁十局泰国公司负责人张传令以个人名义持有49%股权，另外51%股权登记在三名泰国籍自然人名下。 表面上看，该公司满足泰国《外国商业法》对于外资不得超过49%控股比例的限制，从而得以取得在本地从事建筑工程的营业执照和招投标资格。然而，通过进一步调取该公司的注册资料、资金流向、合同签署权、运营主导方及人员构成等，发现该结构具有明显的“形式合规、实质违法”特征。 2.实质控制结构：实际由中铁十局控制 从项目实操层面看，该项目公司的人事任命、技术管理、资金拨付和合同执行等关键事务均由中铁十局直接控制或授权： -人员派驻与管理控制：项目高管、技术人员及现场负责人全部由中铁十局派出或委任，泰籍“股东”并不参与公司治理。 -资金流动与财务控制：项目启动资金、材料采购资金、人工预付款等大部分由中铁十局以“材料代采”“施工预支”等名义划拨，泰籍自然人未有实质性出资记录。 -合同签署与印鉴控制：项目对外合同、政府沟通、付款收据等文件主要由张传令签署，三名泰方股东无实际经营行为。 从这些事实可以确认，该项目公司属于典型的“外资控股但通过本地人代持”模式，即中铁十局通过其控制的人员、资金和制度架构，对公司具有决定性控制权，具备“实际控制人”的法律特征。 3.法律实质认定与构成要件分析 1）在泰国法律框架下 根据《外国商业法》（ForeignBusinessAct,B.E.2542），外国人在涉及建筑、工程、服务等领域设立企业时，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若违反该规定，即构成非法外资经营行为，并可能面临吊销营业执照、罚款、监禁等后果。 更进一步，根据泰国反腐委员会（NACC）及特别调查局对项目公司的调查，该公司存在如下违法特征： -实际控制权由外国自然人掌握； -泰方“股东”无实质出资、无参与治理，为名义持股； -外资利用自然人代持结构掩盖真实股东身份。 这种结构在泰国法律上被认定为“NomineeShareholdingArrangement（人头代持）”，一旦成立，项目公司将被视为非法规避限制的外资公司，合同效力、政府资质、项目结果均将面临法律否定。 2）在中国法律框架下 中铁十局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大型施工总承包企业，其所有对外经营活动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及相关监管规定，接受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财政部等机构的审批和监管。该项目公司通过由个人控股、绕过企业对外投资程序、规避监管的方式设立并参与工程建设，已构成多重违反中国法律及合规制度的行为。 A、违反《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未经审批擅自设立海外控股平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规定，中国境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境外设立企业、并购、参与项目等行为属于“非金融类境外投资”，应依法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或备案。中铁十局并未通过法定审批流程设立该项目公司，而是由负责人张传令以个人名义注册控股，明显违反了境外投资监管政策。 B、违反《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财产处置权被个人掌控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企业及其人员不得私设账外资产，不得隐瞒或变更境外资产结构。张传令个人代持股份并主导项目运营，相当于将中铁十局境外经营权部分转移至个人控制之下，存在“私设国有资产平台”“个人代持国资收益”的嫌疑。 C、违反《公司法》《刑法》：涉嫌职务侵占或贪污罪 若在此过程中存在项目利润转移、企业收益未归集中铁十局账目，甚至张传令个人或关联方从项目公司中获取私利，其行为可能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等相关条款，构成刑事犯罪。 D、违反《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失控设点，缺乏监管 未通过董事会审议，未报国资委，且不在总部投资台账范围，属于“失控设点”，严重违反“管资本为主”的监管原则。 E、违反党纪：党员领导干部不得境外持股 如张传令为中共党员或国企管理人员，未经组织批准境外持股参与经营，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条例》，应被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 结论：中铁十局在泰国项目中的个人持股安排表面合法，实质上规避了中国和泰国两国法律监管，构成严重合规风险与潜在刑责。 03 涉及的泰国法律责任 本项目作为泰国国家审计署的重要政府基建工程，其在建设过程中发生严重坍塌事故，并暴露出诸多与项目管理、施工质量、公司设立及外资合规性相关的法律问题，已引发泰国多个监管与司法部门的联合调查。从目前泰方公开信息和法律框架判断，中铁十局及其实际控制的项目公司在本案中可能涉及以下几类严重违反泰国法律的行为。 1.涉嫌违反《外国商业法》（ForeignBusinessActB.E.2542） 法律内容：外国人在涉及建筑、工程咨询、施工等特定行业中开设企业，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如外国人通过“名义持股”（NomineeShareholding）方式绕过该限制，即属违法经营。 案件适用分析：项目公司名义上由张传令持股49%、三名泰籍自然人持股51%。调查认定该51%股东为“人头代持”，违反外资限制。 法律后果：罚款、监禁、吊销执照、禁止入境。 2.涉嫌违反《建筑控制法》及建筑材料标准 问题包括钢筋不合格、结构偏心、基础验收不合规，违反建筑法规21-23条。 法律后果：罚款、停工、责任人吊证、如有伤亡则承担刑责。 3.涉嫌投标舞弊与违反《反腐败法》《公共采购法》 未披露受益所有人、隐瞒控制关系，构成虚假投标、非法取得合同。 法律后果：合同无效、行政制裁、刑事责任、列入黑名单。 4.妨碍司法调查与毁灭证据 张传令等人进入事故现场并试图转移文件，涉嫌违反《刑法》第189条。 法律后果：最高两年监禁、驱逐出境。 5.过失致人死亡等刑事责任 项目坍塌已造成多人死亡与伤残，构成严重公共安全事故，适用《刑法》第291条、《民法》第420条。 法律后果：刑事起诉、民事赔偿、吊销资格。 6.延伸法律风险：税务法、反洗钱法、商业法、移民法等 如被认定存在非法资金流动、未纳税、非法雇佣外劳等，还将承担其他行政和刑事责任。 结论：该项目的法律问题并非单一合规漏洞，而是贯穿于公司设立、项目管理、投标、施工、安全及事故应对等多个环节，体现出系统性失控。中铁十局在泰方司法体系中将面临全面审查与多维度法律追责。 04 涉及的中国法律责任 中铁十局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下属单位，其在泰国国家审计署大楼项目中，通过个人名义持股控制项目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境外投资、未履行内控审批程序的方式参与境外工程建设，已严重偏离了国家关于对外投资、国资监管和企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1.违反境外投资合规制度（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 违反《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张传令以个人名义注册控股，项目未列入集团对外投资备案清单，构成未审批设立境外控股平台。 后果：投资资格不成立，责任人被问责，集团接受整改与专项审计。 2.违反《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 项目公司虽注册在境外，但本质上由中铁十局控制，未列入报表，资金未纳入企业账目，构成账外公司和资产。 后果：国资委可依法追回项目收益，对张传令实施管理处分，严重者移送司法。 3.涉嫌触犯《刑法》相关条款 可能触犯罪名包括：贪污罪、职务侵占罪、隐匿转移国有资产罪、非法经营罪。 要点：项目账外运营、非法受益、可能回流个人账户。 后果：立案调查，刑事追责，属人管辖可适用于境外行为。 4.违反党纪政纪和中央企业管理规定 若张传令为党员或干部，则涉嫌违纪：未经批准境外控股、隐匿国资控制权、以公谋私。 后果：党纪处分、移送纪检、纳入“一案双查”。 5.对国企治理的系统性警示 -战略层面：未经董事会决策擅自设立海外平台； -审批层面：绕开法定投资备案流程； -财务层面：账外运作、逃避审计； -风控层面：人员权责失衡，合规制度形同虚设。 结论：本案是典型的“个人控股+国企出资”的隐性运作模式，已严重背离国家对境外投资的政策要求，具有行政、刑事和政治责任的多重风险。应立即开展责任审查，追究相关人员法律与合规责任，并对类似项目全面排查。 05 双边监管要点与外交影响 中铁十局泰国项目事故不仅是一次工程质量与合规管理的失败，也成为一次高度敏感的跨境治理事件。其法律责任跨越中国与泰国两国司法体系，涉及国有资产监管、跨境投资审批、刑事调查、公共安全与外交关系等多个层面，已远超单一项目事故范畴。本部分将从中泰两国的监管适用范围、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协调障碍、外交影响及国际声誉后果等方面，系统分析本案所暴露出的双边监管风险与挑战。 1.双边监管要点与适用边界 1）中国监管体系的主张重点： 中国对本案的核心监管立场在于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与国企对外投资合规，核心监管机构包括国资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审计署及纪检监察机关。关键监管要点包括： 中铁十局是否依法履行境外投资审批与备案程序； 境外项目公司是否纳入合并报表与集团财务审计； 项目资金、资源是否存在未经授权由个人操控或转移； 责任人是否涉嫌职务侵占、贪污国有资产或违法违纪。 2）泰国监管体系的主张重点： 泰方监管重点则侧重于公共安全事故责任、建筑执照合法性、外国投资合法性与司法追责，核心执法机关包括： 泰国国家审计署（业主单位）； 特别调查局（DSI）； 建设与城乡发展部； 内政部移民局、司法部； 曼谷市政厅建筑监管部门。 重点监管问题包括： 承建公司是否违反《外国商业法》设立“人头股东”； 工程是否违反建筑设计、结构验收和建材标准； 外国人是否非法参与项目管理与资金控制； 是否有毁灭证据、妨碍司法等行为。 2.跨境监管面临的关键挑战 1）法律适用边界冲突 泰国主张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Jurisdiction），事故发生在泰国本土，依法对公司与涉案人员进行刑事调查； 中国则强调属人管辖权（PersonalJurisdiction），涉案人员系国有企业干部，其境外行为亦需接受中国法律与纪律管辖； 一旦案件涉及刑事责任与资产处置，将面临司法合作机制不完善、证据转移、双边判决承认障碍等法律难题。 2）合规结构“灰区”问题难定性 项目公司虽注册在泰国、股东为个人与当地人，但运营主体、决策权、资金来源均与中铁十局密切相关； 在缺乏正式协议或授权文件的前提下，该结构既规避中国监管、又模糊泰方责任归属，属于“实质控制不透明”的灰色地带； 对责任主体的认定在两国司法系统中将产生分歧：张传令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授权？项目收益归属单位还是个人？监管责任在总部还是海外机构？ 3）双边信息沟通与司法协助机制不畅 当前中泰间尚未建立系统化的司法协助与监管数据交换机制； 中国境内获取的企业内审信息、财务数据难以有效支撑泰方调查； 泰方也难以将刑事调查材料同步提交中方，延误追责； 对涉案人员的跨境执法、引渡或遣返操作均面临程序障碍和主权敏感。 3、外交与国际影响 1）外交层面影响 此案已上升至双边政府层面：泰国内政部长与中国驻泰大使召开紧急会晤，泰方强调依法追责，中方则表示愿配合善后但不介入司法； 案件引发泰国舆论对中资承建商“安全不合规”“规避法律”“不尊重东道国法规”等批评情绪； 若中铁十局高层拒不配合调查或否认责任，可能加剧双边摩擦，影响其他在泰中资项目的审批与推进； 影响中国与RCEP等东盟国家在政府采购、基础设施合作、投资便利化领域的谈判氛围。 2）企业国际声誉受损 本案已被包括《曼谷邮报》《日经亚洲》《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国际主流媒体报道，内容涉及中资国企操控海外项目、隐瞒控制权、对东道国法律不尊重等； 作为“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之一，此案将在区域国家引发对中资工程总承包商治理能力、风险透明度的广泛质疑； 中铁系统乃至中国建筑央企的国际评级、招投标信任度将受到影响，可能遭遇更高的准入门槛与“国别审查”压力； 若最终被认定违反所在国重大法规或涉嫌刑事责任，相关企业或将被列入多边金融机构黑名单（如世行、亚投行）。 4.监管修复建议与合规重塑方向 中铁十局泰国项目事故，反映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跨境监管盲区、属地合规意识、人员行为边界、法律责任认定等方面存在严重短板。此案既是一次合规管理的失败，也将成为推动“双边治理机制建设”与“央企国际规则适应”的重要分水岭。 06 综合风险评估 中铁十局在泰国国家审计署项目中的违规行为不仅导致了严重的工程安全事故与人员伤亡，还引发了中泰双边监管、国资管理、国际声誉及外交关系的连锁反应。该事件暴露出海外项目治理机制、合规管理体系与企业内控文化的深层问题，已从“工程事故”演变为综合性、系统性的风险事件。本文将从法律与合规风险、财务与项目经营风险、企业治理与内控风险、国际声誉与外交关系风险四个角度对该事件进行综合评估，以明确责任、厘清影响、提出对策。 1.法律与合规风险 1）泰国境内法律责任 涉嫌违反《外国商业法》《建筑控制法》《反腐败法》《刑法》等； 面临刑事追责（过失致人死亡、人头股东、妨碍司法）、行政处罚（吊销执照、罚款）与民事赔偿责任（死伤赔偿、工程清理）； 相关人员（如张传令）或被列入泰国司法系统黑名单，面临遣返、监禁等惩处； 项目公司或被永久列入泰国政府采购黑名单。 2）中国境内法律责任 违反《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党纪政纪条例》等； 涉案项目属“未备案、非法人、失控设点”，构成重大合规事件； 张传令及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职务侵占、贪污、违规设立离岸公司等指控； 国资委、纪委可能对中铁十局总部进行追责与整改问责，纳入年度责任考核。 3）法律追责的跨境困难 中方与泰方在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方面存在制度差异； 涉案公司控制权模糊、主体界定不清，责任划分复杂； 跨国执法协作机制尚不健全，调查信息不对称，司法衔接难度高。 2.财务与项目经营风险 1）项目直接损失 工程整体坍塌，施工投入全部损失，预计累计损失超过1.2亿人民币； 材料、设备、人工投入沉没，现场设备报废； 面临项目赔偿与法律诉讼费用压力，或承担泰国政府违约与重建成本。 2）间接损失与长期影响 相关保险索赔因合规失误或合同无效而可能被拒赔； 中铁十局在东南亚地区的项目资质、政府信誉与投标竞争力将受严重削弱； 集团整体海外风险评级将上调，导致融资成本增加、合作门槛提高； 若涉及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平台，还可能影响其资格状态。 3.企业治理与内控风险 1）失控设点问题突出 海外项目由“个人+人头结构”操作，未纳入集团统一治理结构； 合同签署、资金调拨、印鉴管理均未受到总部制约； 存在典型的“人员控制公司—公司控制项目”的风险链。 2）内部审批与合规体系缺位 缺乏对境外项目设立过程的有效监控； 投资、财务、法务、审计、纪检部门未及时介入； 合规文化在境外机构“形式存在，实际缺失”。 4.国际声誉与外交关系风险 1）对中国国企形象的冲击 该事件成为区域国家判断中资国企“是否可信赖”的标志性事件； 东盟国家政府在项目审批中将对“隐性控制权”“外资架构合规性”提出更高要求； 有可能引发类似审计调查潮，其他项目也被“连坐式”审查。 2）对中泰双边合作环境的影响 加剧东道国“防范中资风险”舆论氛围； 影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基础设施协作； 中国外交机构需承受较大善后压力与协调负担。 5.风险评估判断 中铁十局泰国项目事故已演化为影响深远的多维度合规危机。事件暴露出的不是单点失误，而是组织系统失控——包括境外投资设点失管、法务合规机制失灵、干部队伍纪法意识缺失等。从国家层面看，该事件是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出海监管能力的实战检验；从企业层面看，它反映出当前大型央企在全球化环境中适应性与合规治理之间的“断档地带”。 必须以此案为契机，推动从“结果修复”走向“机制改革”，真正实现中资国企海外合规治理从“补救型”向“系统性、预防型”转变。 07 建议与启示 本次中铁十局泰国项目事故，已成为中资国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基础设施项目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合规风险事件之一。其风险不仅在于事件本身，更在于其背后暴露出的治理体系失衡、制度执行薄弱与合规文化缺失等深层结构性问题。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在此提出面向企业、监管部门及政策层的八项建议与三点启示，供有关各方参考： 1.面向企业层面的制度建议 1）构建数据支撑型的合规治理体系 建立海外项目台账制度，涵盖出资结构、UBO识别、公章与合同管理； 制定“尽职调查模板”，用于项目设立前的系统性风险情报收集； 引入数字审计与数据合规平台，实现财务、纪检、法务三方数据联通与异常预警。 2）强化制度执行与反馈机制，闭环治理流程 推行“合规建议执行跟踪表”，由纪检、法务、财务联合定期复核； 建立“重大项目问责白名单”，形成激励与惩戒闭环； 设置“内控责任人+数据合规官”双岗，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3）优化治理架构与职责边界 所有境外平台与设点行为纳入董事会与国资委双重审批体系； 设立境外项目治理委员会，对重大事项实行全过程监督； 推行“多重签署机制”与“岗位合规责任清单”，明晰授权边界与行为红线。 4）构建前中后贯通的风险识别机制 项目前期：采用《风险初评表》，评估法律、政治、资金闭环等核心指标； 项目执行期：实施合规检查月报制度与红黄灯风险预警机制； 项目收尾阶段：推行合规责任交接机制，确保追责链条闭环。 5）以技术手段强化海外合规监督能力 建立海外业务合规仪表盘，实时监控关键业务指标与操作动态； 实施数据“上链管理”，形成不可篡改的数字证据链； 引入AI识别系统，对频繁改章、授权转移、大额支付等进行自动预警。 2.面向行业和政策层面的启示与建议 1）建设“一带一路”项目国别合格风险数据库 建议由商务部与国资委牵头，建立涵盖股权限制、政府采购、刑事执法风险等维度的数据库，为企业出海决策提供决策支持。 2）推动中外合规监管合作机制 借鉴中欧GDPR合规机制经验，与泰国等国建立执法互认与信息共享协议； 在项目招标、建筑许可、企业注册等关键环节建立双边协同窗口。 3）将合规治理纳入国企考核体系 建议国资委将海外合规治理能力纳入年度业绩考核框架； 对重大违规事件启动负面激励机制，形成治理责任闭环。 3.战略性启示：从合规被动补救到主动治理转型 启示一：全球化经营必须以法律与制度能力为基础。 海外项目不仅是资本输出，更是公司治理、制度适配与文化输出的试金石。 启示二：治理能力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应以“制度控项目”取代“人控项目”，实现组织边界清晰、治理责任可视化、合规过程审计化。 启示三：培育制度型企业，实现全球扩张的可持续性。 制度型企业具备跨文化、跨法域的生存与适应能力，真正实现复制型与抗风险型的全球扩展路径。 4.结语 中铁十局泰国项目事件不仅是一场安全事故，更是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中资国企海外治理机制深处的制度隐患。唯有正视问题、系统整改、公开问责，方能真正重建企业外部信誉与内部自信。 对于其他正在推进或准备推进海外工程的中资国企而言，此案应当作为深刻的警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走出去”的底层逻辑与根本方式。

• 什么是商业模式？解析价值链型、用户资源型与平台型三大商业模式 28/04.2025

  1商业模式的核心逻辑商业模式（BusinessModel）是企业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并获取收益的逻辑框架。它决定了企业如何盈利、如何与客户互动、如何构建竞争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价值链型、用户资源型和平台型是三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商业模式类型。本文将系统介绍商业模式的基本概念，并重点分析这三种商业模式的运作逻辑、典型案例及适用场景，帮助企业理解如何选择或组合不同的商业模式以实现持续增长。 2商业模式的定义与构成要素（一） 商业模式的定义商业模式是企业如何通过产品、服务、客户关系和收入机制实现盈利的系统化设计。它回答了以下几个核心问题：1.为谁创造价值？（目标客户）2.提供什么价值？（产品/服务）3.如何创造价值？（关键业务与资源）4.如何获取收益？（盈利模式）（二）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根据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Osterwalder）提出的商业模式画布（BusinessModelCanvas），商业模式包含9个关键要素：1．客户细分（CustomerSegments）：目标用户群体。2．价值主张（ValueProposition）：企业提供的核心价值，是商业模式的核心，它明确了企业为目标客户提供的独特价值。无论是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升级还是体验优化，强大的价值主张能够有效解决客户痛点或满足未被满足的需求。例如，Uber的价值主张是"随时随地一键叫车"，解决了传统出租车服务不便的问题。3．渠道通路（Channels）：描述了企业如何与客户建立联系并传递价值，包括销售渠道、沟通渠道和分销渠道等。4．客户关系（CustomerRelationships）：定义了企业与不同客户群体建立的关系类型，如自助服务、专属服务或社区共创等。5．收入来源（RevenueStreams）：决定了企业如何从提供的价值中获取经济回报。这包括定价策略、支付方式、收入流结构等。现代企业往往采用多元化的收入模式，如订阅制、广告收入、交易佣金等。6．核心资源（KeyResources）：是企业运营所依赖的核心资产，包括物理资源、知识产权、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等。7．关键业务（KeyActivities）：企业为交付价值主张必须执行的最重要运营活动。8．重要合作（KeyPartnerships）：外部协作关系。9．成本结构（CostStructure）：反映了运营商业模式所引发的所有成本，企业需要在价值创造和成本控制之间找到平衡点。商业模式各要素的组合与优化方式，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和市场竞争优势。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会对九大要素进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配置，形成独特的价值创造体系。接下来，我们重点分析价值链型、用户资源型和平台型三种关键模式。 3价值链型商业模式（ValueChainModel） （一）定义与核心逻辑价值链型商业模式的核心是优化或控制产业链的某一环节，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或增强差异化来获取竞争优势。它通常适用于制造业、零售业和供应链管理行业。 （二）主要特点聚焦某一环节：如研发、生产、物流或销售，做到极致效率。 （三）典型案例1．戴尔（Dell）：采用直销+按订单生产（BTO）模式，去除中间商，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 2．ZARA（快时尚）：通过垂直整合，从设计、生产到零售全链条控制，实现快速上新。 3．丰田（精益生产）：优化制造流程，减少浪费，提高供应链效率。  （四）适用场景1．传统制造业、零售业、物流行业等依赖供应链优化的领域。 2．企业希望通过对某一环节的深度优化，建立竞争壁垒。  4用户资源型商业模式（UserResourceModel）（一）定义与核心逻辑用户资源型商业模式的核心是积累用户数据、流量或关系网络，并基于这些资源变现。常见于互联网、社交媒体、SaaS等行业。 （二）典型案例1．Facebook（Meta）：通过免费社交服务积累用户，再通过广告和数据服务盈利。 2．谷歌（Google）：提供免费搜索和邮箱服务，依靠广告和云计算变现。 3．Netflix：早期通过DVD租赁积累用户，后转型为订阅制流媒体平台。  （三）适用场景1．互联网、社交媒体、内容平台、SaaS等依赖用户增长的行业。 2．企业能够通过免费或低价策略快速获取用户，并找到可持续的变现方式。  5平台型商业模式（PlatformModel） （一）定义与核心逻辑平台型商业模式的核心是连接供需双方或多方，促进交易或互动，并从中收取佣金、广告费或其他服务费。平台不直接提供产品或服务，而是搭建生态系统。 （二）典型案例1．阿里巴巴（淘宝、天猫）：连接商家和消费者，收取广告费、交易佣金。 2．Uber、滴滴：连接司机和乘客，收取服务费。 3．苹果AppStore：连接开发者和用户，收取30%分成。 （四）适用场景1．电商、共享经济、金融科技（如支付宝）、SaaS市场等。 2．企业能够构建一个生态系统，让供需双方自发互动并创造价值。  6如何选择适合的商业模式 许多成功企业会混合多种模式，例如亚马逊是价值链型（自营电商+物流优化）+平台型（第三方卖家市场）+用户资源型（Prime会员+广告）的商业模式；腾讯是用户资源型（微信流量）+平台型（小程序生态）+ 价值链型（游戏自研）商业模式。 7未来趋势：商业模式的融合与创新随着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商业模式正在加速演进，未来可能出现以下趋势：（一）混合模式成为主流：企业不再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结合价值链、用户资源和平台模式的优势。 （二）数据驱动变现：AI和大数据分析让用户资源型商业模式更精准高效。 （三）去中心化平台崛起：区块链和Web3技术可能催生新型平台经济，如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企业应根据自身行业、资源和市场环境，选择或组合适合的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增长。未来，商业模式的创新与融合将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

• 一席独大的德云社 28/04.2025

  德云社作为国内最大的相声团体，近年来在商业上取得显著成功，不敢说一枝独秀，但郭君德纲及其众弟子们，“一家人”赚尽了曲艺几代群体艺人的合计财富，恐怕也不是太过份的妄言之语。笔者自小喜爱曲艺艺术，偏爱郭氏一脉的“传统”传承风格，更感谢德云社全体艺人多年的精彩表现，给我带来了多年、丰富、快乐的、精神愉悦，同时，也作为本土资深的一名咨询人士，为德云社的发展壮大，进献自己的一家之言。 正向所有的企业发展轨迹一样，今天的“德云社”伴随着时代的孕育，已经迈过了青涩的生存期，正在向着成熟期稳步发展，甚至有望从“相声顶流”升级为综合性文化巨头。其主业相声的枝叶茂盛、到其创办的麒麟京剧社、鼓曲社的脱颖而出，连带其德云华服、红酒、餐饮等业务的稳定销售，完美构建“相声+”的生态圈，其年度经营规模不可轻估。甚至德云社近年来品牌形象，在老郭日渐成理性的内敛与影响下，已经成为新的德云人设，极大的改进了舆论关系及粉丝的眷顾度：主业优势，无可替代 德云社通过“传统+娱乐”的融合，已成为相声行业的顶级流量IP。其相声小剧场、商演票房、综艺曝光（如《德云斗笑社》）及演员个人IP的粉丝效应，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不仅确保了自身稳固的销售份额，更带动了相声市场的繁荣与发展，“云鹤九霄”弟子功成名就的示范，“龙腾四海”的每每扩招，“青曲社”、“葫芦相声社”等新兴相声社团的崛起与发展，“戏校”、“艺校”等艺术院校的火爆，正是相声历史以来，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潜力副业、并驾齐驱 继主业之后，德云社创办的麒麟京剧、鼓曲社都已获得显著成功，甚至被大家不太熟知的玺乐剧社（话剧社）、德云曲剧社等均已崭露头角，即将开启全国巡演。此举不仅极大的丰满了德云产品线，更是将德云社的受众群体，从单一的曲艺种类，扩展到无数个领域，既沾染了德云美誉度，又极大增强品牌的文化厚度。抛弃情怀、专业能力的难能可贵，德云高层此种布局，堪称德云智慧！从企业运营上分析，裂变出的新业务，虽时日不多，但多数已显明星业务之态，更是让自身的盈利能力，成集团化、多元化式发展；除了经济效益，德云社盘活京剧、鼓曲等两大文化瑰宝，堪称社会效益巨大。期间整合、挖掘出众多的两大门类知名艺人及门下弟子，借助德云流量的商业表现力，带动无数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工作者，不仅实现了其艺术的名望，更是带来了经济效益，这些资源感谢的是德云社、感恩的是郭君情怀，这些人的站位及维护，谁还能慢待以往的“非主流“……互联网时代的营销基因+跨领域合作 德云社早期通过允许观众录制演出视频实现病毒式传播，积累了大量免费流量；如今通过短视频平台和粉丝经济（如“德云男团”偶像化运营），持续吸引年轻用户。其“草根逆袭”的叙事逻辑与粉丝共情，形成稳固的受众基础； 跨领域合作层出不穷，影视剧（如《瓦舍江湖》）、综艺、直播（郭德纲入驻快手《纲刚好》）和海外巡演（新增非洲场次）等多线并进；以2022年为例，德云社参与的综艺节目23档，影视项目6部，直播带货GMV超过5个亿…… 很显然，德云社已今非昔比，如果仅以艺人演出团体的视角，已远远解释不了德云社的宏伟蓝图，郭君或德云高层企业化的发展规划能力，绝不低于其艺术水准，当然，瑕不掩瑜，伴随着规模化的发展，德云社也存在着许多隐患……内容创新与商业扩张失衡 创作力枯竭是德云社不争的事实。目前大量的演出节目仍依赖于老郭早期的创作。虽也有一些表现不俗的新作，但一来是数量过少，且大多是老郭等人多年舞台经验的演化翻版，或现挂，对于所“使”之人要求较高，换一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其次是多数弟子已严重“继承了“老郭的表演标签，一味的照搬模仿，已经造成老粉丝观众的审美疲劳，如果还依然照此频率的内外商演，相信未来的现场观众，必将批量锐减。人才交替的隐患与代际矛盾 德云社虽人才济济，但在相声领域能够挑大梁的，似乎并不明显。其名下虽有岳云鹏、张云雷等流量明星，但绝不是相声里的名角，反观已自立旗号的曹某金、何某伟，其相声功底却是明显见长，也许是迫于生计，这些年博取众家之长，进步明显，颇有乃师之范。其相声水准超出德云弟子多已。  未来的核心管理层如郭麒麟、栾云平、烧饼等，均为“自家人”，在缺乏职业经理人介入下，决策透明度势必低，极易引发内部权力斗争。一旦老郭的威慑力退却，长期采用“现代公司制度”与“封建行帮师徒制”并行的管理模式，能否驾驭的了已成型的德云航母？合规与品牌声誉风险 所谓树大招风，随着德云社的金字招牌越发明亮，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与监管势必越发严格，任何疏漏都将陷入巨大的舆论陷窝当中。以一群江湖艺人发迹的企业管理团队，须认真的完成自我升华，重新补上管理的一课，。企业风险无小事，正如当下行政合规漏洞频发，2025年因未完成年度核验被罚款500元，此前多次因无证经营、卫生问题受罚，显示基础合规流程的疏忽。此类事件虽罚款金额小，但对品牌公信力损害极大，易被公众质疑无视企业规则。 另外德云弟子多数出身底层，部分演员作品过度追求笑料，极易引发官方批评；同时很多孩子在财富骤增之下，年少轻狂，甚至言语不当，这些都会造成组织的品牌声誉风险，因此德云内部的企业文化建设，势在必行。总结与建议 德云社成长到今天，既是郭德纲先生的才华与努力，更是这个时代给与了这一代相声人的最大机遇，我们更相信以现在的德云智慧布局未来的蓝图，是可期的！但艺术终究是艺术，组织发展毕竟还需要在管理上下功夫，若要延续百年德云，需从以下方向改进： 管理升级:引入职业经理人，分离艺术创作与商业运营，建立透明晋升机制；内容提质：设立创作委员会，减少低俗化倾向，探索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创新路径;合规强化：组建专业法务团队，完善行政流程，避免低级失误;生态平衡：减少对饭圈经济的依赖，通过联盟合作反哺行业，晋升行业生态。  未来，德云社能否在流量与艺术、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将决定其能否持续引领行业的跨越与发展，我们也期待着，德云社某一天，能够与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构建合约，让中国的传统艺术插上管理的翅膀……

• 警惕平台化管理陷阱 28/04.2025

  没有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和强有力管理能力的平台化企业是没有前途的。 1当前很多高平台化管理的企业都在广招合伙人，更是经常把分润挂在嘴边。乍一听，挺高大上，其实本质跟空手套白狼差不多。企业想什么也不出，把投入降到最少，给合伙人一个诱人的愿景，让其把业务做成后享受高额分成。这种业务模式看起来不错，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而且能以极低成本的实现无限制地快速扩张；合伙人呢，则在业务做成后，也享受到了高额分成。怎么看都是双方共赢，有着不错的前景。但实际上，这种模式有两个致命的缺陷，或者说是非常高的潜在要求，只是很多人没注意到。其中之一就是业务的持续核心竞争力！试想，如果仅靠这种模式就能让企业发展起来的话，那你的同行是不是也能靠着这种模式发展起来？合伙人可以加入这家企业，是不是也能加入另一家企业？那合伙人凭什么就愿意待在你这家企业呢？多数情况下，那肯定是你给的提成越高，人家就越愿意跟你干。所以这种模式下，留住合伙人的方式就是给比同行高的收益。这就在招募合伙人上就出现了价格战。此外，在给合伙人同样待遇的情况下，由于产品或服务价格越低越容易成交，所以又会在产品或服务价格上出现价格战。结果，这种平台化管理模式的企业就要面临双重价格战，企业的生存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而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企业缺乏有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只有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才能避免企业陷入价格战。如果核心竞争力不能持续，那在这个核心竞争力逐渐消失时，价格战也就会悄悄到来。 2品牌、人才资源在平台化管理的模式下，往往就容易成为不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比如品牌。有一些搞平台化的企业在早期积累起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行业内都很有名气。但搞平台化管理后，进入平台的企业和个人都会积极的利用品牌的影响力来换取利益，但却很少会主动去强化品牌影响力，甚至还会出现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坏品牌形象的情况。久而久之，品牌的影响力就会逐渐被消耗殆尽，最终形成一个平台上的企业和个人都赚取了利益，但平台之前积累起来的影响力却被耗尽的局面。当然，平台的品牌影响力都没有了，平台上的企业和个人自然也就会离平台而去，最终这个平台也就生存不下去了。人才资源与品牌资源一样，平台在孵化这些小企业的时候，靠的也是企业多年积累下来的一批人才。而当这些人才在利用平台赚取利益时，又有几个会为平台再培养人才，甚至大部分都不会为自己培养人才。一是他们不想培养。因为培养人才需要成本。就别说时平台化管理的企业了，就算是为自己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在全中国这么多的企业中，有几家企业真的想做，结果又真的多到了？屈指可数。二是他们不会培养。培养人才除了需要付出成本，还要会培养，而且培养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这些指望着通过进入平台赚钱的企业和个人来讲，又有多少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大费周章的事情呢？所以，不少平台化管理企业，之所以短期内业绩能增涨，实际上都是消耗已有品牌资源和库存人才资源的结果。这种只是代谢，没有新陈的发展方式，又怎会长久？所以即使短期内出现业绩增长，甚至是暴涨，那都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说到这里，不难发现，搞平台化管理，还需要平台型企业对平台上的企业和个人要有非常强的管理能力。因为只有管理能力强，才能让平台的品牌影响力和人才资源生生不息，也才能滋养平台长远发展。否则，搞平台化管理，就是在用企业的长远未来，换一个短暂繁荣，犹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3但在现实中，平台化管理太有诱惑力了！以致于让很多企业家和管理者只看到了搞平台化管理，自己就能借着平台“不劳而获”和省心省力，甚至还能收获舍得让利、给名的美名，却看不到平台化管理对持续的核心竞争力的刚性要求和对超强管理能力的硬性需求。在现实社会中，走捷径、一劳永逸这些做法很容易让人觉得是“聪明”的做法，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硬功夫则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很傻”的做法。实际上，这哪是聪明与不聪明，傻与不傻，而是一个企业、一个人生、一条道。

• 企业如何通过战略绩效八步法构建绩效管理体系 21/04.2025

  01 什么是绩效与绩效管理 绩效，也称为业绩、效绩、成效等，反应的是人们从事某一种活动所产生的成绩和成果。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绩效，指的就是企业管理活动的效果和效率，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企业的绩效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组织绩效，是组织的最终运营管理的成果，另一层意思是个人绩效，是个人是否按照规则去做事。绩效管理就是管理者确保企业各团队或个人的工作活动及成果能够与组织的目标保持一致这样一个过程。由绩效管理的定义可知，绩效管理是一个涵盖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反馈、绩效改进（PDCA）的闭环过程。绩效管理的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很多企业的绩效管理工作只做了绩效计划和绩效实施没有做绩效反馈和绩效改进，绩效管理效果事倍功半，甚至陷入为了考核而考核的窘境。 02 绩效管理指标所涵盖的内容 绩效管理指标体系由战略指标、职责指标与流程指标三部分构成。战略指标是战略绩效指标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通过战略指标的完成确保公司战略的实现。职责指标与流程指标是战略绩效指标体系的重要补充，用以衡量重要的日常工作完成情况，从而保证战略指标的实现。 03 通过战略绩效八步法 构建企业的绩效管理体系战略绩效管理八步法的具体内容为：第一步明确战略、第二步分解重点工作、第三步分解关键因素、第四步绘制战略地图、第五步将关键因素转化为绩效指标、第六步明确部门使命、第七步落实公司及各部门指标、第八步岗位绩效指标要素设计。第一步明确战略，主要工作就是战略问题确认、明晰企业愿景与战略目标体系、外部环境与行业环境、内部资源能力、总体战略及业务战略、核心竞争力或关键成功因素、职能战略及战略实施计划。经过第一步我们就对企业的战略体系有了充分的把握，而绩效管理正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有力抓手。第二步分解重点工作，用平衡计分卡的方法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重点工作的分解，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维度是有其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个企业组织除非是从事公益性事业的组织之外都是为了最求财务收益的，而财务收益是由谁来创造的哪，那就是客户，如何赢得客户必须靠良好的内部运营，而企业不断地自我学习与成长正是提升内部运营能力的手段。第三步分解关键因素，运用组织功能分解法（FAST法）进行关键因素的分解，企业价值链通常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销售、服务等六个主价值链条，在主价值链条之外还有人力资源、IT服务、行政支持等辅助环节，我们就是循着企业价值链的主链条和辅助环节对支撑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进行分解。第四步绘制战略地图，战略地图绘制的思路就是用价值树的分解方法采用层层剖析的方法，将企业的战略目标按照从上到下依次是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的逻辑关系进行层层分解。财务层面主要是阐明了公司所经营行为所产生的可衡量性经济结果，体现了公司对股东价值的增值。客户层面的重点是公司期望获得的客户和细分市场，部门如何满足内部和外部客户的需求。内部运营层面的重点是为了吸引并留住目标市场的客户，并满足股东的财务回报率期望，公司必须擅长什么核心经营流程，并符合公司的价值观趋向。学习与成长层面的重点是为了取得竞争成功，组织以及员工需要具备的核心知识和创新精神。第五步将关键因素转化为绩效指标，例如某公司财务层面的关键成功因素为提高净资产收益率，那么净资产收益率就为其关键绩效指标。企业在设计关键绩效指标时必须要考虑到可度量性，同时也要考虑得到这一关键绩效指标的成本问题，当成本过大带来的管理提升效果又不十分明显，那么这个绩效指标也可能不被采用。第六步明确部门使命，考核指标分解到部门的过程中，需要清晰的部门使命做指引。在明确部门使命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使命不是职责的简单叠加，其次使命是各部门对公司战略的支撑点，最后重点在于描述部门的价值、意义与作用。这个过程是与各部门领导反复磋商探讨的过程，部门使命必须让每个部门负责人心悦诚服，这样才能为第七步落实公司及各部门指标打下良好基础。第七步落实公司及各部门指标，在部门指标的设计中要结合部门职责、岗位说明书形成工作目标设定的职责指标，并结合业务流程、管理流程形成流程指标。从而，形成涵盖战略指标、职责指标与流程指标的完备的指标库。部门是实现公司战略的各承接主体，在部门指标设计时要依据平衡计分卡思想，对企业战略实现的结果和过程同样关注，分年度指标、月度指标进行综合的设计。第八步指标要素设计，部门中的每个岗位是公司这个有机整体中每一个细胞单元，公司是否有活力能否基业长青，业务蒸蒸日上关键是做为每一个细胞单元岗位上的员工是否有积极性、主动性。因此，细化到每个岗位的指标要素设计是构建战略绩效管理体系的重中之重，岗位指标的设计必须与岗位职责和业务流程充分结合，同时保证考核指标是岗位主体通过努力可以达成和提升的。 04 绩效计划的其他工作 形成岗位绩效考核表后，为了完成绩效计划还应设置考核周期和考核主体。1、考核周期设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不考虑业务特征和工作特点，一刀切式地把所有部门和岗位的考核周期均确定为按月考核，使考核工作缺乏实际意义。考核周期的设计应该区分业务特征和层级：对于日常例行性工作，例如对于日常管理工作，可以采取定期考核方式；对于有明确里程碑或任务结点的工作，例如项目开发工作，应当采取阶段性考核的方式。对于不同层级的员工也通常采取不同的考核周期，通常岗位级别高的员工考核周期较长，岗位级别低的员工考核周期较短。2、考核主体设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由公司计划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直接对所有员工进行考核，导致考核结果失真，直接上级缺乏权威。考核主体的设计应当遵循两个原则：谁靠近，谁考核；对谁的影响大，谁考核。具体设计考核主体时，有三类主体可以考虑：直接上级考核；横向之间考核；下级对直接上级考核。 05 通过绩效反馈与绩效改进 形成绩效管理闭环 若是没有绩效反馈和绩效改进，就好比我们考试只答卷不判卷、讲卷、改错题。这样会陷入总是犯重复错误的恶性循环。因此，企业必须通过绩效反馈与绩效改进形成绩效管理闭环。各部门各业务单元负责人首先要考核部门或员工的计划完成情况。然后，分析导致绩效差距的关键因素，是外部因素，还是激励因素或知识技能因素造成的绩效差距。最后，找出改进绩效的方向和手段，与员工共同制定绩效提升计划。 06 绩效考核结果的实际运用 为了充分发挥绩效管理对员工业绩和能力提升的激励作用，应该恰当运用绩效评价结果。绩效考核结果可以用于工资调整以体现对员工的长期激励；可以用于奖金分配以体现对员工的短期激励；可以用于职位晋升和干部选拔以体现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关注；可以用于职位轮换以体现人事匹配原则；可以用于培训教育以体现对员工能力的培养；可以用于股权激励以体现对核心员工的长期激励。

• 金融与实业的西西弗斯之困——产融控股如何凤凰涅槃 17/04.2025

  西西弗斯之困 2025年3月末，中航工业集团旗下中航产融的退市公告，犹如一枚深水炸弹，在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掀起巨浪。这家曾市值千亿的产融标杆企业，净利润从44.71亿元断崖下跌至亏损后黯然退场，不仅揭示自身发展危机，更暴露出产业集团旗下产融控股模式的深层隐忧。 在本文语境中，"产融"兼具"产融结合"与"产业金融"双重内涵。产业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内核，通过金融工具解决产业链痛点，与追求利润和规模扩张的商业金融形成鲜明对比。其本质是依托集团产业资源，聚焦主业构建金融能力并反哺实业——如基建集团通过保理加速工程回款，或装备制造商以融资租赁提升客户粘性。相较于商业金融覆盖广泛客群、追求商业价值的特点，产业金融更关注产业链稳定性，聚焦特定产业生态，核心特征是服务实业、产融协同。 全球产业金融发展呈现多元模式：欧美曾以GECapital为标杆，通过资本运作赋能制造业务；日韩财团以三菱、三星为代表，形成金融与产业深度绑定的生态闭环。中国产业金融则呈现独特演进轨迹：第一阶段是1980-2000年政策驱动下的破冰期（中信、光大试水）。接下来进入2000-2015年"牌照竞赛"的狂飙期，先是各大集团纷纷设立或收购各类金融牌照，随后则把这些牌照整合为金融控股平台，其典型代表就是本文最开始提到的中航资本（2021年更名为中航产融）。而发展到第三阶段，则是产融深度结合与监管规范化的阶段，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强调“脱虚向实”，中航产融从"资本运作平台"向"产融服务中枢"的转型，恰是这一进程的缩影。 某种程度上，从“中航资本“到”中航产融“名称的微妙变化，本身就标志着中国产业金融发展模式的成熟和监管重心的改变。对比“金融控股”模式和“产融控股”模式就能直观地看出差异。金融控股模式以资本运作和金融收益最大化为核心，通过控股各类金融机构，实现规模经济与价值增长。例如，中信集团通过控股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机构，形成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从所持有金融牌照来看，金控公司一般均具有银行、证券、保险这一类高度商业化的重要金融牌照。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决策主体在金融控股公司本级，以金融业务为核心，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监管的重点是风险隔离、防范跨市场风险。 而产业金融模式以服务实体产业为核心，通过金融工具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降低融资成本并增强产业竞争力，如三一重工通过久隆保险为下游客户提供设备保险，提升客户粘性。从业务类型来看，产融控股公司普遍会布局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保险经纪等金融或类金融业务，更好地服务于实业发展。监管的重心则是防范产业资本过度金融化及风险外溢，在风险控制上体现为平衡产融协同与风险隔离，例如国资委要求央企金融业务“回归主业”，限制非核心金融投资，监管层则特别关注股东借助旗下金融机构违规挪用资金。 恰如前述，产融发展模式面临的困境也在于：金融业务固有的“市场化和独立性”，与产业集团要求产融控股公司提供的“协同性”之间的矛盾。以中航产融为例，作为集团金融资源整合平台，其既要承担服务航空工业主业的战略使命，又需遵循金融市场运行规律。集团内部项目回报率长期低于市场水平，而外部房地产信托等市场化业务风险持续暴露，这种双重定位的撕裂性便显露无遗。当国资委和集团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而金融监管层则强调独立性和业务分散要求时，市场化金融规则与行政化协同目标就产生了分歧。这就要求产融控股公司不得不在多重约束条件下重新寻找破局之路。 当前，和其他行业一样，金融企业面临着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重大挑战，对于以经营“风险”为核心的金融业务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更大的挑战。除此之外，产融控股下的金融机构，还面临着监管趋严和内部协同化考核指标的压力。其中，央企、国企控股的产融公司，更需要在限薪令和人才管理的政策中寻找激励机制的空间。如何破局？考验着决策者的眼光和决断。 破局：产融控股的凤凰涅槃 在常规地做好各业务自身发展、筑牢风险防线、优化激励机制之外，笔者提出三点建议：战略重构、数字化升级和价值型风险管理。 一、战略重构：从资金中介到产业链价值整合 首先是战略重构。产业金融的本质矛盾，在于金融资源的逐利性、分散性与产业战略的长期性、集中性之间的冲突。要实现"产融协同、服务主业"的战略目标，需深入理解所在集团的产业链，系统重构金融与产业的共生关系。从“资金中介"转向"产业价值整合者"，传统产融公司聚焦存贷利差（如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和资金融通（如保理公司），而战略重构要求其创造产业链增值收益。通过分析产业链需求、强化自身能力，选择能够运用金融工具优势的环节，在产业链关键节点建立金融服务支点。例如上游的原材料套期保值（如宝武集团铁矿石价格风险管理），中游的设备融资租赁（如三一金服融资租赁业务渗透率超60%）和下游的消费金融（如上汽财务的新能源车贴息贷款）等。产融业务的战略重构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再造。唯有将金融工具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催化器，在风险经营中创造协同溢价，才能真正实现"金融反哺产业，产业滋养金融"的良性循环。 二、数字化升级：从技术叠加到生态体系再造 产业金融的数字化升级绝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通过数字技术重构金融与产业的连接方式，将产业链的物理世界转化为可计算、可定价、可交易的数字世界。这一过程需要突破数据孤岛、技术壁垒和认知惯性三重障碍，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实现价值大幅提升。数字化升级首先是数据资产化革命，将设备运行数据（如三一重工机械开工率）、生产流程数据（如宝钢热轧参数）、交易行为数据（如宁德时代电池租赁记录）转化为可定价的信用资产。其次是彻底的服务范式升维，从传统信贷服务转向"数据+算法+场景"的智能服务。最后运用数字化技术和大模型实施生态体系再造，构建跨产业、跨机构的数字金融生态（如国家电投搭建产业金融云平台）。未来的产融控股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拥有金融牌照的产业数据运营商，这种基因层面的进化，才是产融控股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真正目标。 三、价值型风险管理：从被动承担到主动经营 作为战略破局的关键，价值型风险管理应当成为产融公司的核心定位。金融作为风险定价与管理的核心载体，要求产融公司在服务产业集团战略与遵循市场规律之间构建动态平衡机制。基于当前产融结合领域暴露的结构性矛盾，产业系金融平台需从风险经营的底层逻辑出发，重构发展范式。一是建立“产业-金融”双维度评估体系，交叉分析产业链政策风险（如基建行业波动）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如资产价格相关性），通过压力测试模型，量化各类业务的收益和风险函数，设置风险敞口动态调节系数，进行价值型风险管理。二是创新风险定价机制，在监管允许框架内，构建产融专属风险定价工具。通过内部转移定价平衡低回报项目，对外严格执行资本回报率要求，并建立风险准备金跨周期平滑机制。三是深度融入集团产业链风险管理，部署产业金融风险中枢系统，实时抓取集团供应链数据、市场舆情数据及宏观政策变量，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产融控股公司需将风险经营能力锻造为核心竞争力，打造"战略协同溢价发现—风险智能定价—资本动态配置"的价值闭环，实现从被动风险承担者向主动风险管理者的根本转型。 当前产融协同的核心竞争力，已从牌照数量和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需求洞察-金融工具创新-风险收益平衡”的能力构建。面对监管收紧与市场化竞争的双重压力，需将约束转化为创新动力，在服务主业与商业可持续之间找到平衡点。唯有通过战略重构重塑生产关系、数字化转型再造生产要素、风险管理重构价值逻辑，方能破解产融二元的西西弗斯悖论，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 低空经济产业白皮书 31/03.2025

  一、新兴战略产业的崛起，低空经济被纳入新质生产力 （一）低空经济融合性强成长性高，提至战略新兴产业 低空经济”概念术语源自2009年通航产业的学术研讨会，并在2021年首次被加入国家级规划（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从名词拆分来看，“低空”一词目前虽无确切高度定义，主流观点认为低空涵盖距离地面垂直高度1000米或3000米以内的空域（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和实际需要具体划设）。“经济”一词则反映出并非全以航空器为载体、低空空域为依托，而是综合了上下游产业领域（制造、机场、保障服务等）的融合性经济模式。低空经济主要可以概括为依托低空空域，以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为载体，以载人、载货及其他作业等多场景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我国低空经济经历规划（2010）、推广（2011-2016）和深化（2016-2021）三个阶段;当前正处于应用普及阶段（2021至今）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增长引擎，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被列入要积极培育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纳入新质生产力范畴，成为新质生产力标杆赛道。 （二）低空产业链条长辐射面广，是经济增长动力源从产业结构看，低空产业重点发展领域包括低空飞行制造、低空飞行服务、低空飞行保障和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其中低空飞行产业是低空经济的核心产业。在飞行内容上，低空飞行可与通用航空大体划等号。粗略地分，有生产作业类、定制服务类、救助应急类、文化消费类等。根据不同的飞行特点，围绕“飞起来”“用起来”“能落地”的基本需要，制定政策，改善设施，使飞行活动得以顺利、安全、成本可控地进行。低空制造中最能体现低空经济特点是各种无人机，包括高效作业无人机、电动货运无人机、商业载人无人机等，其中具有垂直起降功能的无人航空器不仅是发展热点，还有望在城市空中交通(UAM)和更广泛的先进空中交通体系(AAM)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航空制造业的新赛道、新品种和新经济增长点。低空保障包括低空空管、通讯导航、气象服务、油料/电力供给、通用机场、飞行营地、直升机起降点、飞行服务站、无人机飞行信息系统、无人机监管与反制系统以及维修业务等。其中，维修业务具有多重属性，既是保障工作，又是能够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的环节。依托国内航空制造能力，可以形成维修、改装、拆解业务闭环，延伸相关产业链，推动低空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综合服务主要是由低空飞行及各种应用而激发产生的服务业务，主要有航空会展、广告、咨询、科教、文化传媒、信息、租赁、保险、中介代理、社团服务等门类。其中有传统的服务，也有独具特点的新式服务。从产业链看，低空产业链上游为研发设计与原材料。中游是零部件制造集成与配套服务，下游是应用场景服务。低空经济链条很长且附加值高，内在的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能把整个中国的要素市场激活，可以保障上游生产性服务行业，推动中游制造供应产学研结合，也将进一步拉动下游消费应用，有望将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 二、国内政策密集出台，推动低空从探索走向发展 （一）空域改革释放低空经济活力美国早在20实际60年代就开放了3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低空空域改革基本取向民用化管理。我国自2000年起，低空空域管理历经多次改革，逐步由粗方向转向精细化管理，由军方主导转向军民融合发展，实现与国际接轨。2023年12月国家空管委发布《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将空域划分为划分为A、B、C、D、E、G、W等7类，其中，A、B、C、D、E类为管制空域，需空管部门进入许可，G、W类为非管制空域即低空活动区（大致对应300米以下非A-E类），豁免飞行申请，进入前报备即可。低空空域的开放为无人机、通航飞机与eVTOL等航空飞行器释放了充足的空域资源，为低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产业政策支持低空快速腾飞从国家层面看，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将“低空经济”写入国家级规划，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低空经济”作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进行定调。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低空经济等领域打造成新增长引擎。低空成为全国和地方两会热议的关键词。当前全国已有多个省（区、市）将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四川、海南、湖南、江西和安徽等省成为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北京、广东等地也均开始部署发展低空经济；此外，各市针对低空经济出台了各项具体行动方案和措施。 （三）部分城市先行先试引领低空市场 首先，深圳市作为“无人机之都”，加速布局“天空之城”，抢跑低空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深圳目前已发布《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深圳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宝安区关于促进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多份产业规划和地方法规，为深圳先行先试制定民用无人机管理规则和运行标准、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初，深圳更是出台了全国首部低空经济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从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应用、技术创新、安全管理等方面助力低空经济高飞，无论是政策环境、产业环境、生态环境还是企业竞争力，都已具备成为引领全国低空经济发展“领头羊”的条件。 此外，四川、海南、湖南、江西、安徽5个省份成为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在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湖南省在法规建设方面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地方性通航法规，为通航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在空域管理方面，湖南省编制实施了全国第一部空域划设方案，为合理利用空域资源、提高空域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安排。同时，湖南省还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覆盖全省的低空监视网，为低空飞行活动的安全监管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2023年12月底，四川省低空领域的第三批低空协同管理空域正式启用。这标志着四川省已经形成了环成都和贯通川南、川北的低空飞行网络，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便捷的条件。2024年，安徽省通航飞行服务站协助提出的《2024年度安徽省低空空域航线划设方案》获批，新增3条低空航线，为通航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三、中国独特优势显著，助力低空提质增效规模化发展 （一）新能源汽车三电供应链成熟，助力为低空经济提质增效 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包括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合称三电系统，是决定汽车性能的关键。三电系统供应链在我国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相对成熟，可靠性大幅提高。低空飞行器产业链与新能源车、消费电子产业链上游高度重合，航空、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产业三电的相似性超80%到90%，中国发展航空可以低成本复用新能源汽车的三电供应链以及电力储能配套设施，不必另起炉灶。 （二）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突出，为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突出，完善程度为全球第一，不仅公路、铁路、隧道、码头等传统基建不断发展升级，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通信、导航基础设施，2023年底5G通信基站超337万站，北斗地基增强站体量庞大，以通信行业为例，全国具备超4000座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为低空飞行提供全方位保障。低空产业可依托我国整个基建和产业体系去发展电动航空器，再用电动航空器去赋能整个基建和产业体系，不断向规模要经济性，再用经济性反哺规模，形成良性循环，达到规模效应。 四、低空催生万亿级市场，无人机成为重要产业载体 （一）低空市场规模将达万亿，中南和华东占据半壁江山 据统计，中国低空经济规模2023年超过5000亿，同比+33.8%，其中低空飞行器制造和低空运营服务贡献最大，接近55%，间接围绕供应链、生产服务、消费、交通等经济活动产生的贡献接近40%，低空基础设施和飞行保障的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未来随着低空飞行活动的日益增多，预估2026年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达到10644.6亿元。2023-2026年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30%，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其中，中南和华东将成为国内低空经济主战场。据统计，截止2024年2月，中国低空经济领域企业超过5.7万家，其中60%以上分布在华南和华东地地区，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江苏、湖南、浙江等地区，华北地区占比约12.6%，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省和天津三地。 （二）无人机市场增速迅猛，低空经济的重要产业载体现阶段无人机是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与低空经济相关的无人机主要集中在民用领域，分为工业级和消费级两大方向，消费级无人机主要用于航拍和娱乐，注重拍摄功能和可操作性，2023年大疆占据了全球70%市场份额，位列全球第一。从市场整体规模看，预计到2025年，我国消费级无人机市场需求规模有望接近600亿元。工业级无人机注重经济效益，追求续航速度、续航能力等性能等平衡，主要应用于测绘与地理信息、巡检、安防监控和应急等领域。近年来，我国工业级无人机市场规模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预计到2025年我国工业级无人机市场需求规模有望突破1500亿元。我国通航产业发展总体呈现向好态势。根据中国民航局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具备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的传统通航企业661家，同比增长10.4%;通用机场数量399个，同比增长7.8%;通用航空器在册总量3186架，同比增长5.6%;全年通航飞行小时121.9万小时，同比增长3.5%。此外，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有民用直升机有1037架，在低空空域开放的利好预期下，直升机有望在航空应急救援、短途运输、低空旅游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预计到2027年，中国民用直升机数量有将增长至1449架。 五、应用场景加速拓展，低空迎来eVTOL新风口 （一）低空催生各类应用场景，低空交通UAM成为未来热点 近年来，以无人机为主导的低空经济发展快速。目前，已经进行商业化探索的应用场景有物流、旅游、农业、消防、巡检等。其中，低空经济+物流是目前商业应用最广泛的场景，无人机在城市物流应用场景中逐渐展现出较大潜力，相比传统物流配送方式，无人化具备方便高效、节约人力成本、减少安全隐患等优势，配送效率更是大幅提升。同时，低空经济+城市管理商业模式已基本跑通，目前无人机在城市应急救援、城市安防、电力巡检、国土测绘、农林植保、消防等场景展现出广泛应用前景。此外，农业是低空经济快速融合的产业，植保无人机在农业发展较早，在农林业中已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低空+旅游作为更有趣、更新奇的形式，将成为游客体验的旅游休闲项目。短期内直升机、热气球、滑翔伞等低空工具较为成熟。然而面对极致追求效率的时代,面对陆上交通容量超载现实,低空飞行器以其特有技术优势,正在承接更多的转移功能，UAM即城市空中交通，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将成为未来主流应用场景。 （二）eVTOL横空出世，将成为主流交通方式之一 低空经济应用载体包括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无人机以及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等。固定翼飞机需要专业跑道（离居民区远），和直升机一样，造价成本高，需要专业飞行员，且噪音较大。而无人机续航里程、飞行高度和速度以及运量载重有限，难以满足更高要求的载人载物要求。相比之下，eVTOL可垂直起降而无需滑跑和专业跑道，成本较低，纯电驱动更环保，噪音小，续航里程、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运量载重能力较好，能够满足载人载货要求，且无人驾驶类型将进一步放松对人员专业性的要求。 六、科学谋划，前瞻布局，因地制宜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低空经济作为新兴发展领域，其发力主体在于地方政府有效作为，而工作重心在于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地方政府要兼顾扮演好管理方和使用方的双重角色，因地制宜决策、积极有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可以在如下三个方面下力发功： （一）科学谋划、稳步推进 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遵循低空经济发展规律，密切结合本地基础条件和资源禀赋，立足长远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同时从现阶段客观实际出发，找准产业定位，明确发展路径，避免面面俱到、一哄而上；此外，要做好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可持续供给，为低空经济做优做强提供坚实的基础条件。 （二）深挖场景、前瞻布局发展低空经济应以丰富和拓展低空场景为核心，在用好传统生产作业类场景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类和航空消费类场景，大力培育航空消费群体，推动形成以场景应用带动生产制造、服务保障等产业的发展路径。同时，要紧跟技术趋势，超前谋划布局城市空中交通、eVTOL、飞行汽车、低空物流等新赛道，不断提升城市发展竞争力。 （三）强化保障、软硬兼顾发展低空经济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提升保障服务能力。在这方面既要不断优化“软”环境，又要持续强化“硬”工具。在“软”的方面，要结合低空安全管理新阶段、新要求，加快机制、队伍、标准等体系建设。建立军地民协同监管机制，明确地方政府牵头部门组建执法队伍，制定特情处置方案和标准等。在“硬”的方面，要高质量打造新型且多样的空中与地面低空基础设施，包括低空智联网、通用机场、无人机自动起降机场以及配套低空基础设施等。面对未来低空高密度海量飞行活动，以及城市内、城郊、城际等不同场景的空中交通管理需求，需要构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低空智联网，结合低空新型地面基础设施，形成空地一体的低空服务保障体系，提升地方政府在低空管理方面的手段和能力。

• 品牌的真相（2） 28/03.2025

  “工匠”or“刺客”？ 为了能更加形象的理解和分析“品牌工匠”和“品牌刺客”现象以及背后的形成原因，我们把使用体系建设品牌的“品牌工匠”和追逐品牌目标的“品牌刺客”，分别用“鲁班”和“荆轲”两个传统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来代表。接下来，我们假设一个情景：“鲁班”和“荆轲”都想减肥，目标是减重十公斤，我们试想一下“鲁班”和“荆轲”将会如何去完成这项艰巨的减肥任务？ 情景1: 在达成减肥目标之前，荆轲们恐怕会一直深陷于一种与目标的漫长拉锯之中。虽然他们也会把减重目标分解为一个个的阶段目标，但是始终聚焦这些目标的完成率，荆轲们会逐渐感觉目标遥越来越难完成，那种距离感如同深深的沟壑横亘在荆轲与成功之间（倘若荆轲最终能够达成目标的话）。换句话说，目标导向的“荆轲”们，他们总是被一种持续的失败感所笼罩。他们满心希望这种失败只是暂时的，可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无情的黑洞，不断吞噬着他们的精力和情绪，甚至会让他嗯在某一刻彻底放弃。 情景2: 而鲁班们则不同，他们会把减重十公斤，作为一个衡量减肥成果的评价指标，他们知道减肥的真正目标是获得一个健康生活状态。他们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会坚持日常的健康饮食和运动锻炼，每天都看到自己的进步，不但可以持续激励鲁班们完成减重十公斤的目标，最终还形成健康、自律的日常行为习惯，从而获得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 当然，以上两种情景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鲁班”和“荆轲”两种品牌建设模式，在实际的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确还存在许多相互交叉甚至是相似之处，并非泾渭分明。这也造成我们一些认知上的混淆。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这样思考：每个追逐实现品牌目标的企业，其实都有一套实现目标的方法，无论他们自己有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将使用体系建设品牌和追逐品牌目标实现两种模式，明确地区分开来，会让我们更能洞悉成功的真谛。追逐品牌目标实现模式的目标导向企业（荆轲），他们在成功之前，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失败状态，而一旦无法成功，这种失败便会成为永恒的枷锁。与之相反，使用体系建设品牌模式的体系导向企业（鲁班），每一次运用他们的品牌体系，都如同再一次踏上成功的旅程，因为他们正在做的，正是对企业品牌建设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荆轲”，在每一个品牌建设的关键转折点，都要与挫败感进行斗争，如同在危险的荆棘丛中艰难前行。而“鲁班”，每当运用体系时，都能感受到进步的喜悦和经验的积累。在保持品牌力量朝正确方向持续进发这一方面，二者之间的作用和价值有着天壤之别。这种体系和目标的对比，存在于大多数领域。拿减肥来说，减重十公斤是一个目标，而健康饮食则是一个体系。在锻炼领域，四小时内完成马拉松是一个目标，而每天坚持锻炼则是一个体系。在商界，赚到一百万是一个目标，而成为一个连续创业者则是一个体系。目标导向的“品牌刺客”，就像是远方一个具体的未来目的地，你可能会抵达，也可能永远无法触及。而体系导向的“品牌工匠”，是定期践行之事，从长远来看，它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开启成功之门。可能有些人会抬杠：“每天锻炼听起来也像是一个目标”，但我们这里所指的目标，是一种达成和完成的状态，而一个体系是你经常去做的行为，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做会让自己企业的品牌变得更加美好。 由此可见，品牌建设的成功关键并不在于设定和完成一个具体的目标去实现它，而在于坚定不移地构建一个有效的品牌建设体系及形成与之匹配的核心能力。这个体系会让企业在每一次品牌应用的管理实践中都感受到成功的累积，而不是让企业在品牌建设失败中一次次从头再来。这是一个关于品牌建设至关重要的观点，品牌目标的达成都是阶段性的，唯有品牌体系的构建是永恒，换一个时代、换一个产业、换一个板块，企业的品牌目标都会发生变化，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品牌在新时期、新领域的成功，因为企业的品牌建设依靠的是体系。对于“鲁班”或者“荆轲”来说，企业的品牌建设如何才算是成功呢？换句话说，品牌建设成功的标志是什么？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企业品牌建设的成功应体现为品牌这项管理职能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日常，而不是实现或完成某些特定的品牌目标。 那么做“鲁班”还是“荆轲”？这一点值得我们的企业家和品牌建设者们深入思考。接下来，在系列文章《品牌的真相-3》中，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分析：如何在企业品牌建设的管理实践中，构建一个完整的品牌体系？

• 品牌的真相（1） 28/03.2025

  “笨蛋，是体系！” 被美国人誉为“可口可乐之父”的罗伯特·伍德鲁夫（RobertWoodruff）在他领导可口可乐公司期间（1923年至1955年）曾经说过：“即使可口可乐全部工厂都被大火烧掉，只要可口可乐的品牌还在，给我三个月时间，我就能重建完整的可口可乐”，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可口可乐品牌的信心，也成为业内和品牌相关领域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那么，罗伯特·伍德鲁夫（RobertWoodruff）口中的“可口可乐品牌”是什么？是配方吗？是logo吗？是广告吗？是品牌《VI手册》吗？是营销吗？是渠道吗？… 假如罗伯特·伍德鲁夫活到102岁，他一定会借用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大选成功击败时任总统老布什时提出的竞选核心口号，“It’stheeconomy,stupid!”（笨蛋，问题是经济！）这句话，来做一个回答：“笨蛋，是体系！”。没错，对一个企业来说，品牌本质上是企业建立一个自有品牌体系的核心能力！我想罗伯特·伍德鲁夫（RobertWoodruff）口中的“可口可乐品牌”就应该是可口可乐品牌体系建设的核心能力，拥有这种体系和能力，重建完整的可口可乐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为什么体系对于品牌来说这么重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体系”的重要性。记得在电影《1942》中有这样一个桥段，老地主在逃难的路途中遇到一个死了娘在路边大哭的小女孩，动了恻隐之心，认了孙女，老地主对小女孩说：“只要活着到陕西，给我十年，我还是地主。”表面上看似乎是老地主一句安慰小姑娘和鼓励自己活下去的话，不过仔细思考一下，为什么在那种绝望的环境下，他仍然会认为自己未来还能获得成功呢？我想一定是因为他掌握了一套成功的规律，建立了属于自己并且有能力付诸实际的一整套获取财富的体系。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情况看似变乱交织但其实结局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就像如果伍德鲁夫、乔布斯、马斯克、巴菲特、任正非、马化腾等等这些你熟悉的成功人士，即使他们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他们大概率还是会凭借自己的认知能力，把握时机重新获得财富和成功。虽然说成功都是偶然的，但也存在一定的必然因素，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至少我观察到的所有成功的人都在秉持这个原则，那就是他们在不断地在构建自己的认知体系，而不是去实现那些能彰显他们成功的财务数据排名和象征他们社会地位的各种职务名头等目标。因为这些外在的财富排名和社会头衔是会随着你的际遇不断改变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不同。假如我们最初是梦想着追逐名利，往往会被现实碰的满头是包，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也会不断缩水，即便是很幸运的获得了财富和名望，最终也会因为能力的缺失而无法驾驭这些名利，从而变得平庸苟且。 图源：网络，侵删 假如你认识一些特别成功的人，在与他们深入探讨成功的秘诀之后，你会发现，在他们成功的背后，一定有一套完备的体系，当然，非凡的好运也常常如影随形。就拿奥运会来说，一名运动员赢得奥运金牌的消息一定会上头条，誉满天下。然而，你可知道，对于每一枚奥运奖牌而言，背后有成千上万的运动员都以赢得金牌为目标，但最终却铩羽而归。这些人有目标，却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体系。也许有人会说，日常训练和专业教练不就是体系吗？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因为每个人都清楚，任何一个特定的运动员赢得奥运金牌的概率都微乎其微。 一个合理的体系，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期望它能够经常发挥作用的东西。就像买彩票，无论你多么频繁地购买，它都不能称之为一个体系。再比如沃伦・巴菲特的投资体系也是一个经典案例，他的策略是购买估值偏低的公司并长期持有，直至出现重大变化。这个看似简单（虽然我这里是极端简化了）的体系，却在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一直行之有效。相比之下，那些个人投资者购买股票，仅仅是因为他们期望股价在来年增长20%，这仅仅是一个目标，而非一个体系。所以，个人投资者的回报通常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的品牌管理咨询过程中，我始终在观察两类企业：使用体系建设品牌的企业和追逐品牌目标的企业。如果我们把企业的品牌建设当作是个人行为，那么，使用体系建设品牌的企业和追逐品牌目标的企业，就如同“品牌工匠”和“品牌刺客”。 通过长期的职业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一个现象：通常而言，那些品牌工匠往往更容易实现品牌成功，利用体系驱动品牌建设的“品牌工匠”们，如“可口可乐”“苹果”“华为”等，他们就像是拥有一种神奇的魔法，懂得如何以全新且极具价值的视角，透视那些眼花缭乱的品牌乱象，不断建构和丰富自己品牌建设的底层逻辑。拥有独特的品牌体系和与之匹配的品牌建设能力，成为“品牌工匠”们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再来看看那些追逐品牌目标的“品牌刺客”们，如“秦池酒”“8848手机”“三鹿”“钟薛高”等通过品牌定位、广告策划、营销公关等各类花式手段，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自己的商业目标，但是缺乏管理基础支撑的品牌建设最终还是被这些阶段目标和营销手段反噬，除了反面案例，最终只剩下一地鸡毛，没有任何品牌价值可言。而那些追逐“销售额”“占有率”“排行榜”等品牌目标似乎是“品牌刺客”们挥之不去的市场诅咒。 无论是“品牌工匠”还是“品牌刺客”，他们可能都知道拥有一个完整的品牌体系对企业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品牌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构建一个有效的品牌建设体系及形成与之匹配的核心能力。这个体系会让企业在每一次品牌应用的管理实践中都感受到成功的累积，而不是让企业在品牌建设的失败中一次次从头再来。 接下来，在系列文章《品牌的真相-2》中，我们将一起探索和分析：为什么在企业品牌建设的管理实践中，“品牌工匠”与“品牌刺客”两种模式的作用和价值有着天壤之别？

• 以“五个价值”开启“十五五”规划 28/03.2025

  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并要求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全局。“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阶段任务，也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特殊环境和使命下，“十五五”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做好“十五五”规划将成为国企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牛鼻子”。深刻领会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解读“五个价值”，有助于抓住这一“牛鼻子”，全面开启“十五五”工作新局面。 01 “五个价值”的由来 “五个价值”‌是2023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旨在指导中央企业提升其在不同方面的价值。“五个价值”紧密关联、内在统一、相互促进，从不同维度展现了对国企整体发展的要求，不仅要发展业务，还要提高战略新兴产业占比；不及要有增加值，也要关注经济增加值；不仅要做大规模，还要通过品牌建设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和美誉度。 ‌增加值‌：是衡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增价值的重要指标，类似于‌GDP，反映了企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 ‌‌功能价值‌：体现了企业除经济价值外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用。包括环境保护、社区服务，以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等。 ‌‌经济增加值‌：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与该企业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间的差额，是为出资人创造的“真正的利润”。 ‌‌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是评估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状况的关键指标，与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高度一致。 ‌‌品牌价值‌：是企业无形资产的体现，就是要立足产业链，面向世界，不断提高企业品牌的附加值和品牌引领力。 02 “五个价值”与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一脉相承 1、关于增加值。提升增加值可以提高国企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23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6%，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则达到5.0%，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为86.6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支柱。无论是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还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都要求国有企业要有相当的规模、保持一定的体量。做大“国有资产”是以“增加值”持续提升为主要途径，提升“增加值”则以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为前提。所以，“增加值”本质上就是要继续落实《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的通知》（2023年，国资委），该文件明确提出价值创造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本质要求，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指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2、关于功能价值。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切实把提升国有企业战略功能价值放在优先位置，聚焦国之大者、围绕国之所需，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以发展的确定性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国有资本的“三个集中”：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统筹“两个循环”中，国有企业的“功能价值”被放到了重要位置和战略位置。 3、关于经济增加值。与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相比，经济增加值考虑了所有资本的成本，包括‌股权成本，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面提出“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这也是被纳入“五个价值”的原因。其实早在2009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国务院国资委就正式引入了经济增加值(EVA)考核指标。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显示，自国务院国资委全面推行经济增加值考核后，2010年至2022年间，中央企业经济增加值从714亿元增长到8420亿元。 4、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目标，到2025年，央企在战新产业收入占比要达到35%。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把相关领域的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 5、关于品牌价值。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2022年初，《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品牌卓著”作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后印发《关于开展中央企业品牌引领行动的通知》，组织实施中央企业品牌引领行动，将其作为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四个行动”之一。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显示，进入全球品牌价值500强的中央企业从2012年的13家增长到2022年的21家，培育了一批具有“引领力”“附加值”“含金量”“美誉度”的企业品牌。 03 “五个价值”与“十五五”战略发展规划习总书记指出，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从战略管理看，战略规划体系一般包括企业价值观（愿景与使命）、战略目标体系、业务规划、发展举措及保障措施等板块。解读“五个价值”，将“五个价值”与企业的“五年战略规划”有机结合，将为“十五五”规划提供有力的指导和支撑。1、“五个价值”与企业价值观企业使命是指企业由社会责任、义务所承担或由自身发展所规定的任务，是企业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企业愿景是企业对未来的憧憬，是组织的发展蓝图，体现组织永恒的追求。按照“功能价值”要求，国企改革要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进“三个集中”，加大退出竞争性行业的力度，并要求国有企业要在所在领域对标一流，形成竞争力，成为所在领域的“顶梁柱”和“压舱石”，肩负塑造产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这与愿景和使命的内涵要求具有一致性，即每一家企业的都将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先者或服务某一领域作为自己的愿景和使命，只不过每家企业实现愿景的路径不同。即在“十五五”，作为国有企业，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使命，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创造符合行业特征的功能价值。这也是国有企业区别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重要特征。比如中国石油的愿景：建设基业长青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就是要求中国石油要具备国际竞争力，成为国家在能源领域的重要经营者和调控者；同时中国石油的使命：绿色发展、奉献能源、为客户成长增动力、为人民幸福赋新能；则充分彰显了中国石油的经济社会责任，推动绿色转型，改善民生。作为地方性国企，对标一流，就是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做到一流，在服务地方民生、繁荣当地产业上对齐“三个集中”，作为自己的愿景和使命。虽然做不到规模一流，但是要立足区域，在创新一流、产品一流、服务一流、品牌一流等方面下功夫，彰显国企担当。2、“五个价值”与战略目标体系愿景与使命最终要落到战略目标体系上，以通过可衡量的指标来评估和推进愿景与使命的达成，2023年1月5日，国资委将中央企业2023年主要经营指标由原来的“两利四率”调整为“一利五率”，并提出“一增一稳四提升”的年度经营目标，就是围绕高质量发展在生产效率、增值能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在战略目标体系设置上，要参照国企考核分类评价体系，探索实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根据企业不同功能作用、业务特点、发展阶段等因素，参照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市场、运营及学习等不同层面出发，设置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考核指标。2024年度对中央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中，个性化指标占比达到77%。以深圳能源环保股份为例，深能环保是生态环保领域的领先企业，在垃圾焚烧领域拥有领先的技术且规模居于行业前列。“十四五”提出“成为国内一流、国际具有影响力的环保综合服务商”。从行业地位上，提出垃圾处置规模进入行业前五的指标；从企业实力上，以专利为数量为指标，累计申请专利742件，授权专利448件，申请PCT国际专利优先权102件，取得著作权92件，位居固废处理行业前列，且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持续提升，实现了引领发展。自2020年作为第一批国企入选“科改示范企业”以来，连续四次入选，并在2022年评估中获评“标杆企业”，科改经验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典型案例。2023年再次入选国资委“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创建。在“十五五”，“五个价值”作为导向性和原则性要素，在推进愿景和使命建设基础上，需要进一步与企业经营特点结合，进一步转化为一系列的具体的指标，以构建清晰、系统的战略目标体系。一是“增加值”，体现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可以直接纳入到战略目标体现中，替代现有的以规模为主的“营业收入”指标。二是“经济增加值”，关注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在内的“完全成本”，有助于优化资本投向和布局，减少低效无效资本占用，遏制盲目投资，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属于新质生产力，反映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与“十四五”强调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相比，该指标进一步关注研发投入的商业化、产业化效果，同时，也体现了对深化改革的要求。四是“品牌价值”，与其它指标可直接衡量相比，品牌价值需要通过三方机构的评估等体现，可以作为间接指标，指导品牌发展，纳入到战略发展要求中但是不纳入到战略目标体系中。从目标体系的组成关系看，“功能价值”属于愿景和使命层面，其它四个指标则属于战略目标层面，支撑功能价值实现。其它四个指标的关系中，“增加值和经济增加值”属于财务指标层面，从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来衡量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能力；“品牌价值”属于市场层面，反映的则是市场认知，包括品牌知名度、认知度和美誉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则属于运营层面，反映的则是企业的业务发展状况和经营质量。五个指标相辅相成，引导企业向着国家要求的方向推进，参与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3、“五个价值”与“十五五”业务规划、发展举措国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在“十五五”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不断强化创新策源，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即布局“两端”，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传统业务是企业的基本盘，是企业当下盈利的主要来源，为新兴业务的培育和布局未来产业提供资源支撑。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增加值”的前提就是要稳住基本盘，通过数智化转型推进工业互联网、“5G＋”应用，推动传统业务、低端产业加速升级；实施更有针对性支持举措，加快淘汰超期服役的落后低效设备，加快节能降碳、老旧化工设备更新改造、清洁生产改造和工艺革新，积极开展绿色先进适用技术攻关及应用，增强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高端产品有效供给，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最终提高传统业务的运营水平和竞争力，推动传统业务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传统业务相比，新兴业务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快速转化为主营业务，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量的业务，有望成为“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新兴业务处于市场的前期，市场需求旺盛，竞争力强，将在一段时间内很快成为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形成“增加值”，提高“经济增加值”。同时，品牌价值是以产品和服务为支撑的，创新型产品和服务更有助于提高品牌的核心价值和美誉度，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品牌价值的持续提升。从新质生产力角度，发改委提出在谋划“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指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时，充分考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即在“十五五”规划布局中，要将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到新兴业务中，聚焦主业，重点关注那些能够显著提升增加值的产业和项目，将新兴业务打造为企业发展的第二曲线。一方面要从产业链角度出发，以“强链、延链、补链”为导向，进行战略延伸，构建护城河，打造创新生态，提升相关业务的产业竞争力和主导力。二是从新质生产力着手，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态科技等新兴技术和领域，培养新动能。最终，实现国企责任与企业发展的统一。从发展空间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提出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促进区域间就业均衡发展，西部广阔的市场和资源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一轮的机会，尤其是能源、光伏、风电等领域。企业的功能价值与增加值高度统一。与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相比，未来业务具有投入大、前景不确定性高等特点，但同时也是履行功能价值，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推动中央企业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不断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从这个角度，未来业务的布局就是要聚焦前沿，从产业和技术发展周期上，实现业务迭代和相互支撑，与传统业务、新兴业务构成企业完整的业务体系，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和“五个价值”的实现。4、“五个价值”与“十五五”战略保障措施从公司治理角度，“十五五”，企业要从组织及制度上，完善现有的经治理体系和经营管理体系，以保证“五个价值”在目标制定、发展规划、经营计划及考核方案上的落地。一是要深刻理解“五个价值”的原则要求，将其纳入到企业文化体系，提升投资发展理念和经营理念，将“五个价值”融入到投资活动、经营管理活动中。二是要围绕“五个价值”建立清晰的指标体系，遵循“smart”原则，保证“五个价值”可衡量、可落地，成为指导各项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三是要围绕计划到执行优化现有组织架构，完善公司章程和制度体系，从公司治理到经营、执行，建立权责清单，明确从董事会到经理层、基层的职责和相关的业务流程，将党委会和董事会作为抓“五个价值”的思想堡垒和价值创造活动的发起者，将经理层和基层打造成围绕各个项目、各工程、各业务的有力执行者。从组织保障角度，“十五五”，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拓展战略型新兴业务是重点，要推进这一战略方向，就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就是要推动组织结构、经营机制、管理体系变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与过去国企改革主要聚焦于公司治理机制，深化劳动、人事、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则主要聚焦大力推动功能性改革，巩固制度性改革成果，持续完善改革推进机制等，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一致，是国有企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保障。从组织的核心功能上，就是建立高质量的研发平台和创新生态，参照“三高一优”，优化组织架构、创新激励体系、完善人才机制等，建设强化高质量的科技供给、建设高能级的研发平台、推进高效率的产业融合、持续营造优质的创新生态等，打造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核心圈”，构筑技术和产业的“产业链”，形成带动广泛的“生态圈”，大幅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和科技创新效率。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体上，“五个价值”提纲挈领，从价值观到业务体系、到保障措施，覆盖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现代企业制度，既与国企改革一脉相承，又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一致，反映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要求。同时“五个价值”又从企业的愿景与使命、目标体系、业务规划与发展举措及战略保障措施等方面，系统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五个价值”将为“十五五”规划打开广阔的空间，提供有力的指导。

• 二十届三中全会国资国企政策解读与建议 28/03.2025

  2024年7月21日，新华社全文刊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国资国企的表述，在第二部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阐述，可以看出国资国企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主体，在文件形式上给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未来两者如何找准定位、发挥作用、相互协作还会有相关政策出台。就国资国企在“十五五”期间的功能与任务，进行逐句解读、判断与建议。原文：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解读：在“十四五”期间中共中央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因外部环境、国际竞争和疫情的影响等诸多因素，民营企业发展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次把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表述，并明确在生产要素使用、公平竞争和法律保护方面同等对待，实际上是重申了对非公经济的支持，也就是国有经济部门未来在垄断行业更加开放，部分领域需要非公经济以合适的方式进入，形成双方优势互补的态势，发挥自身特长，协作共赢。建议：国资国企可以从产业链和产生生态入手，选择符合战略发展和业务发展的民营企业作为未来的合作对象，但是要注意部分民营企业因为信心的原因有“卖身”的考虑，如何合理的资源赋能、技术赋能和信心重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具体操作可以根据产业筛选模型、价值链和产业图谱展开。原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解读：国企的监督管理体制在“十五五”期间必须加强，目前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是国资国企不在国资监管部门，有的是在财政口、有的是在行业管理口，导致国资国企婆婆太多无所适从疲于应对，国企改革十年没有到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是部门利益，更重要的是地市政府主管没有理解国资国企的改革意图和深刻内涵。第二是部分国资管理成为二传手，没有思考和作为，把上级的文件作为标准，不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没有顶层规划与思考，这两点都影响了国资国企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做强做优做大和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深改行动方案一脉相承，在决定中重新提说明还是没到位、需要抓实抓透抓好。特别是“做强—做优—做大”的顺序，如何做强？需要管理精细化，管理精细化就不能喊口号读文件，需要明晰战略、优化组织结构、落实六定、重新设计薪酬绩效体系和管理流程，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强，进而做大，这里面还涉及到主业的问题，如何在主业上既体现功能定位，又能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很多企业目前都是几个业务板块，特别是部分新重组的国资国企十几个业务板块，这样的企业集团存在除去虚胖之外，没有太大价值。更不要谈核心竞争力，甚至部分企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竞争力。建议：作为国资国企管理部门在“十五五”期间制定国资国企管理的顶层规划，主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国资国企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国资国企和区域产业的关系、国资国企和非公经济的关系、国资国企的内部协同与功能定位，后续就是考核体系和激励措施，要把国资国企的政策用对、用活、用好。对与国资国企来讲，摒弃战略规划就是应对检查和上级交办的任务的想法，结合区域经济、标杆发展和自身特点，高瞻远瞩、扎扎实实的做顶层规划设计，明晰自身定位、发展目标、业务逻辑、战略布局和战略支撑体系，如何将精细化的管理落到实处，而不是一天到晚听汇报、开会与签字，形式上忙忙碌碌，实际上劳而无功。针对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可以开展专项研究，按照“识别核心竞争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应用核心竞争力”的路径展开，让核心竞争力成为稀缺资源，服务于战略、业务和科研。原文：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解读：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定位这不仅仅是分类问题，不同类型的企业使命愿景、发展逻辑、业务布局、激励考核都不会相同，一家保证区域日常通行企业如何让老百姓便捷出行、让老百姓有幸福感、既能代表城市形象又能保通畅通，怎么会和一家产业类的企业战略目标、激励考核一个样？定位就是要管理层明确自己任务的出发点和为什么出发，只有这一点正确了，才能回归本位与实际情况不脱节。关键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目前我们亟需发展的领域，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有更好的技术创新、原创领先才能不受制于人，不仅是国资国企的使命担当，也是鼓励资本流向的关键领域，特别是近两年出现频次比较高的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等等的提法，无一不是执政者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特别是“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这一句话单独提出，可以预见在“十五五”将进一步推动科技人员激励，将这一激励工具充分的利用起来。建议：国资国企可以通过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分布模型，将自己目前发展业务在三类产业的位置找出来，探索其发展路径与资源配置，将其与“十五五”战略充分衔接，特别是在业务战略规划中，充分研究行业前沿发展趋势、对标世界一流，对其发展路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如何推动资本向关键流域流动的问题，企业要结合自身定位与发展情况，可以采用多种资本运作手段，2023年底国家出台金融去风险的政策文件，这一点应该是暂时性的，需要企业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原文：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解读：国资国企的评价体系从“两利一率”、“两利四率”到”一利五率”逐步调整，考核的可行性、准确性逐步加强，这一次明确提出“战略使命评价制度”是一个眼前一亮的提法，也就是对企业的功能定位到底清不清楚纳入到考核范畴，倒逼国资国企的负责人深入思考这一战略问题，这一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后面的战略制定、战略实施也就成功了一半以上。同时提出了经济附加值（EVA）考核，这一点也就是要求企业主责主业清楚，围绕未来的战略发展展开投资行动，投前的可行性研究、投中的项目管理和投后的项目评价都将是考核内容，其目的就是强调投资的效率问题，不能面子工程、假大空；如果EVA考核不达标或严重偏低，可能面临追责问题。建议：国资国企如何将深改行动、战略规划、”一利五率”等诸多考核指标体系结合起来是目前一个核心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患无穷。不可能一个企业有几个考核体系相互独立，这将严重影响企业的效率和激励。具体来讲，企业需要明晰战略，将战略目标采用平衡积分卡（也可以采用别的方法）进行分解，同时将深改行动的考核指标进行细化解码，将二者的相同部分进行有效的融合，形成业务单元和部门级的考核指标体系，”一利五率”考核指标体系同样分解细化。以上部分要核心能力、部门职责、核心流程、核心制度和激励考核衔接，形成一套完整的落地实施方案。原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解读：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尤其独特的含义，不等同于西方的公司治理理论，这不仅与我国的经济制度规定有紧密的联系，而且以国有企业代替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目前这一制度优势十分明显，预计在未来五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是执政的基础和使命。如何在这一制度的宏观安排下，企业做好自身的工作，就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领导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结合起来，在三重一大等关键问题上能体现党的意志。建议：国企可以从“五会一层（党委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工会和经营层）”厘清其功能定位、人员构成、任职资格、议事规则、决策权限、决策流程等方面入手，把决策事项细化、可以采用负面清单的形式，这一部分央国企和部分省属国企做的比较好，同时把专业委员会的任职资格、人员构成、议事规则、权利义务等规定清楚，做好“两库”建设，这里的难点是大型国企派出的产权代表如何管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履行社会责任是国企的重要使命之一，如何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和业务发展、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建议企业发布《ESG报告》，可以以ESG报告作为抓手推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推动技术进步。

• 多元化：成长路上的一道坎 25/03.2025

  1 企业“翘”的三大主因 企业如人，总有个由生到死的历程，幼小者生存能力弱，而大企业亦有其生存之困苦：风投的朋友曾说“10个项有1个成功即是成功”，苹果在1997年离倒闭曾一步之隔，而任老到今天还在说“今天还不能说华为能活下来，我们还在挣扎中”。 虽生死正常，但活好点、活久点仍需追求，因而，企业还应多自我修炼，以少踩点坑、多点过坎的本事。结合这些年的些许从业经验及研究，企业“翘掉”的主因有三： 经营管理烂。“经营管理”是个大篓子，诸如管理混乱、没核心能力、多元化不当等等似乎都可往里装，但具体到哪些活不过十来年的，则可往窄里说：一是没把握“聚焦”要义，无壁垒，市场拓展能力弱，做不到“开源”；二是粗放式管理，“节流”能力差。这是多数没渡过生存期、未多元化发展的中小企业“翘掉”的主要原因。 多元化不当。对于立志于做大做强的企业来讲，多元化是其扩张过程中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的一件事情，但可惜的是，历过生死玄关后，因方向错误、资源分散而顾此失彼、资金流断裂、管理混乱等多元化综合症，多数企业却历不过这个坎。 赶不上时代。面向技术、需求、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如无法做到有效研判与转型，自只有关门大吉一条道，诸如爱多（VCD）、诺基亚（手机）、柯达（胶卷）等。 2 灵魂三问，多元化的时机 对于经营不错、雄心尚在的企业家而言，多元化不是一个做不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为少踩些坑，多元化前多找找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必须的。 第一问：现有业务是否足以支撑公司未来五年的增长？ 野心决定行动，因而，拉一拉3-5年的目标、理一理发展思路也是必须的。 基于现有业务的市场容量与竞争优势，公司首先要研判的是在同类型客户的市场拓展空间（区域、渠道等）；其次是近似客户的拓展空间，客户在需求、交易方式、购买渠道等较为相似，如水果种植户与蔬菜种植户肥料等部分产品需求上的近似性；最后是基于价格细分，通过产品线上下延伸可能带来的发展空间。 当旧业务拥有足够的业绩想象空间，而公司竞争优势对未来五年目标支撑力不够的情况下，公司需要进一步思考：是否可以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以支撑现业务的长远发展；同时，一体化延伸在业绩目标实现上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第二问：公司资源是否足以支撑企业的多元化发展？ 首先是现有业务良性与否。当现有业务竞争优势明显、市场占有率高、业绩（尤其是利润）保持稳定或呈增长态势时，资源丰裕、人心可用，顺势扩张的成功概率更高。 其次是优势资源的可移植、可复制性。多元化实施前，需要对资金、技术、市场、产品、生产、人才等方面具有的优势资源进行盘点，明确这些资源在新业务中的可复制性，尤其是在强化新业务核心能力（竞争优势）方面可能起到的作用。可复制意味着新旧业务协同效应高，在强旧拓新的多元化道路上更易取得成功。无优势、无资源时，则“不如退而结网”，先把现有业务做好再说。 第三问：外部多元化时机是否为真的发展机遇？ 企业往往会面临外部倒逼内部的三类多元化选择。 一是行业竞争的变化。尤其是多元化竞争成为热点时，企业的定力及选择优显关键。例如家居行业，整装的兴趣、数字化及客户需求带来的一站式采购需求，通过自生产、外采等方式的全屋家具一站式供给的“大家居”模式（典型的横向多元化）逐渐成为欧派、尚品宅配等相当一部分家具生产企业的首选发展模式。撇开地产等外部影响来看结果，“大家居”模式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的TATA、喜临门等亦表现不错。 二是出现并购机会。这点在资金充裕的上市企业更易出现。当此时机，除了考虑估值本身以外，新旧业务的协同性，尤其是市场层面上的协同性尤显重要。 三是行业发展机会。作为具“一拥而上”风气的制造大国，是否要迎潮而上，需对未来需求及竞争、自身优势及可持续性、资金的厚度等进行重点研判，是一个需慎之又慎的问题。太阳能、锂电池等产业的发展值得多数警醒，尤其是当前中低速常态发展的环境下。 3 多元化路径及控制要点如果现有业务一体化产业链整合完成后，且未来五年后仍可能面临业绩瓶颈时，意味着如果考虑更进一步，企业就必须考虑多元化发展的问题。在没有强大外部资源（资金、技术）支撑时，要降低多元化的风险，中小企业应坚持以“开源”为首要任务，可考虑选择由前到后、由市场到技术（生产）的快成效发展路径。 基于前端（市场）的多元化，其核心思想是：以现有客户（或分销）资源、业务团队能力为核心，充分整合公司或外部技术（产品），快速实现市场能力的有效复制，取得市场突破，前端拉后端、开源促发展。 前端相关多元化，除市场容量外，应重点考虑客户需求、竞争壁垒、公司营销资源等。 客户需求。对于2G、2B类企业而言，因其交易对象多数为最终需求者，因而，基于客户需求的横向产品（服务）延伸，既可以提高客户贡献度，又可增加客户粘性、强大客户转换成本，一举多得，在增长空间充分、产品（服务）整合壁垒低的情况下，无疑是多元化发展的首选。对于2C类客户而言，因不同产品（服务）的需求差异性较大，因此，针对同类客户的横向产品（服务）延伸，除了后端的可整合度外，还要重点考虑新产品（服务）与原有产品（服务）的协同、互补性，尤其要注意对品牌形象的影响。饮料市场是多元化成功的典型，尽管存在客户群体、需求的差异性，但在分销、推广、营销团队等营销资源方面却存在着高重叠度，通过针对性的产品研发，娃哈哈在丰富了儿童类产品线的同时，成功实现了向水、茶饮等以成人为主的饮料市场横向多元化延伸。 竞争壁垒。市场的成功源于比竞争者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因而应充分考虑市场的竞争情况。竞争格局，选择完全竞争市场的成功概率无疑远大垄断竞争市场，应避免进入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竞争类市场；线上的兴起客观促进了消费的个性化、社群化，在有效细分的前提下，为新兴品牌提供了更多机会。竞争要素，2C类，多数情况下，低端看价格、中端看性价比和品牌、高端看品牌和感性的隐藏价值，2B类，组织化决策使得交易更为更为理性，因而对客情、产品（服务）、交期等硬性指标更为关注。进入壁垒，应充分考虑新业务在政策、资金、技术、生产等方面的进入条件，尽量回避投资周期长、整合难度高的行业。竞争优势，即基于上述三方面分析，盘点公司现有及可资整合的资源，明确公司优势资源及构建竞争壁垒的可能性。 营销资源。除了客户重叠度、技术/产品的可整合性研判外，还需重点厘清公司在品牌延伸、分销渠道、销售团队能力在新业务上的延伸能力或可复制性。 基于后端的相关多元化，主要是技术研发（产品）、生产等优势资源的横向延伸与复制。此类多元化，需重点考虑市场的精准定位、营销团队的市场拓展能力等方面。通过新建等内生式滚动发展，中小企业应尽量避免此类多元化。而通过收购、兼并、联合等手段时，则应以“稳”为主，充分挖掘新业务的原有营销团队的潜力。 4 多元化，旧要稳新要聚焦 多元化，首先应以扎稳主业（旧业务）为前提。对于多数非上市类中小企业而言，在其多元化进程中，尽管旧业务存在发展空间偏窄等多方面的局限性，但除了技术、生产等方面的支持外，它往往还是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输出方。因此，在新业务良性、可持续发展前，企业需慎防旧业务因过份输出而带来的根基损伤，应建立旧业务的运营底线，尤其是流资金、人才的保障。 对于新业务，则应克服“无所不能”以坚持“有所能”的发展理念，通过新旧业务、内外资源的重点优化与整合，规划和实施好聚焦战略，做好辨、选、定、人、行五件事（见本人“聚焦：最佳的发展战略选择”一文中中对相关内容的论述），选点集中突破，进而以点带面实现新业务的高效发展。 5知识小贴士 何谓多元化战略，简单点讲，就是其业务面向多个不同的领域同时拓展；复杂点，加一句“不同业务所涉产品（服务）的基本经济用途不同”，也就是新业务与旧业务没有明显关联或者关联程度很低。从类型来讲，可分为相关与非相关，或是横向与纵向。 相关多元化与非相关多元化 相关多元化（同心多元化）：指进入一个与现有业务在价值链上有一定资源（技术、生产、市场、品牌、产品等）共享优势的新业务，业务之间有较好的协同性，可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例：轿车厂开汽车维修保养连锁店、制造类机器人向医护类机器人延伸、电视机厂造冰箱、空调厂造洗衣机。 非相关多元化（离心多元化）：指进入与现有业务完全不相关的新业务领域，起到分担风险、提升业绩等方面作用。例：手机厂搞房地产、空调厂造汽车、瓷砖厂卖饮料。 横向多元化与纵向多元化 横向多元化。是指进入与现有业务在市场、产品或技术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相关性的新业务领域。它是在同一产业或相近产业范围内拓展业务，增加产品或服务的种类。例：面向同一类客户延伸，运动服向运动鞋拓展；产品横向延伸，电脑主机厂生产电脑显示屏、口红厂生产眼影等彩妆；技术横向延伸，智能手机厂生产平板电脑、耳机厂生产蓝牙音箱。 纵向多元化。指企业沿着现有业务的产业链上下游，进入相关的新业务领域。轿车厂开汽车维保连锁店、食品企业开加盟连锁超超市等。纵向多元化，更强调新业务非内部的市场扩张，起着风险分担、业绩提升等方面的作用；而纵向一体化更强调通过新业务的整合以构建、强化旧业务的竞争优势，新业务主要为旧业务服务。

• 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十五五”期间的转型路径与展望 25/03.2025

  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包括各类城投公司），一直以来在地方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十四五”已步入收官阶段，各类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十四五”期间为初步转型奠定了基础，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机遇。即将到来的“十五五”对地方投融资平台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国家整体投融资政策变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新动态，都要求地方投融资平台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实现从单一融资工具向多元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综合性企业转变。本文将深入探讨地方投融资平台在“十五五”期间的转型背景、目标、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路径。一、背景与政策导向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43号文）、《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等。这些政策信号释放的信息，旨在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另一方面也引导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要积极寻找多元化的化债途径，即通过市场化手段增强企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减少对政府信用的依赖。 在“十五五”期间，地方投融资平台应继续响应国家政策，综合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方式。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地方投融资平台必须加快转型步伐，加强资本市场布局，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二、转型面临的挑战当前，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让地方投融资平台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 1、融资压力。目前众多地方投融资平台都存在大规模的债务压力，而转型也会伴随新的投资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带来一定的融资压力。 2、人才储备压力。新的转型带来新的业务，而现有的员工可能对新的业务缺乏相应的经验，不具备新业务能力的专业技能。如何吸引和留住专业人才，进行人才储备是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关键。 3、转型变革的阻力。转型需要企业参与市场化竞争，意味着要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些可能与平台公司原有的企业文化产生冲突，带来变革的阻力。平台公司需要克服内部阻力，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提升市场竞争力。 4、合规风险。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型，参与市场化运营，必然会面临法律与合规风险的挑战。随着监管加强，平台公司需要更加注重合规经营，防止因违规操作导致的风险。 5、政企关系转变。随着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企业自身的独立性会逐步增强，提升平台自身市场竞争力，需要逐步减少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平台公司需要重新定义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更加健康的合作模式。 三、转型的目标 在过去地方投融资平台高速发展期，各类地方投融资平台规模不断扩大，也带来了一些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隐患。众多地方城投公司都面临着大规模的存量债务与还债压力，同时在企业经营发展上还存在筹资能力不足、多元化产业发展不足、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等问题。在“十五五”期间，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转型应围绕以下几个核心目标展开： 1、业务多元化发展。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应在坚持主业之外，打破传统的单一业务模式，根据平台定位及区域产业发展趋势，扩展与主业相关的衍生业务板块，如扩展产业园区开发、文化旅游、大健康、现代农业等多个相关领域。 2、强化资本运作能力。通过资产证券化、股权转让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拓展多种融资渠道，强化资本运作能力，提升企业价值。 3、加强科技创新。地方投融资平台应重视科研创新，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整体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在绿色低碳、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 4、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内控体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包括土地使用、环境保护、劳动法等，确保企业内部各项业务的合规性。四、转型路径探讨 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十五五”期间的转型，是平台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路，其改革转型离不开国家的整体规划及政策指引。目前，随着“十四五”进入收官，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都相继组织发布“十五五”规划研究课题。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应积极了解各级政府在“十五五”的研究课题思路与重点方向，找到融入地方规划的契合点，实现企业转型与政策上的同频。 通过分析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转型面临的挑战及目标，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可通过“四大”策略来进行破局，实现转型升级。 策略一：明确战略定位 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应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确定清晰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制定长期发展规划。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定位主要就是服务地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弥补政府财政资金短缺。但在新的形势下，平台公司需要重新明确发展定位，找准企业发展使命。平台公司要面向未来的发展，提升自身的站位和发展格局，将承接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部署作为新的使命，将公司的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进行结合。根据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平台公司围绕地方产业升级方向，调整自身产业布局，重新定位公司发展新角色。 策略二：强化现代企业管理变革 1、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要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要求平台公司要摆脱过去机关化的行政作风，继续深入“三项制度”改革，建立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组织架构，加强专业团队的建设，实施市场化人才选聘，推进薪酬考核体系的优化，激发自身的经营活力。同时，要培育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能力，包括市场化资源整合能力、业务拓展能力、品牌宣传能力等。 2、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十四五”期间，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大多开启了数字化转型进程，但存在数字化与业务融合不深入、内部系统不兼容、协同不畅等难题。“十五五”期间，平台公司应继续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发挥数字化建设带来的运营、业务效率提升。 3、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应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风险。例如，借助大数据、信息系统、人工智能等工具，对投资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投前、投中、投后”环节管理，确保投融资活动合规性及高效运作。 策略三：立足主业发展多元化业务 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需要聚焦主业，不断提升主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并通过市场需求分析，围绕地方产业发展规划，拓展与公司主业相关的衍生产业，进行业务多元化布局。 随着地方产业升级，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也应从“重建设”向“重产业”方向转变，在继续深耕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同时拓展到运营管理，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向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转变。 产业园区开发与运营、文化旅游、大健康、现代农业、智慧城市建设、绿色能源、供应链贸易等领域都是平台公司未来业务多元化可以探索的方向。通过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促进资源的整合，推动产业的有效协同，提升企业自身综合服务能力。 策略四：产融结合强化资本运作能力 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融资渠道以银行贷款为主，而资金对于平台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单一的融资渠道会带来资金上的风险，同时大多数平台公司资产效率不高，投资回报偏低，面临盘活资产，增加收益的新要求。 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十五五”期间，需要拓展多种渠道的融资途径，提高资金的稳定性。当前，随着公募REITs市场的爆发、绿色债券、数据资产证券化等新型融资工具的完善，平台公司可用的融资渠道增多，平台公司应充分抓住机遇，重新优化内部资产配置，执行多种融资计划和融资方式，保证长期战略和短期资金需求。 同时，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要积极促进产融结合，成立或参与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于有潜力的企业或项目，获取投资收益；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例如，收购具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公司，增强自身的研发能力。 “十五五”即将来临，地方投融资平台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前做好战略规划啊，通过明确的战略定位、推进现代化企业管理变革、多元化的业务布局、高效的资本运作，地方投融资平台将能够实现成功转型，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引领地方经济发展。

• 乡村振兴战略的十大关键词 25/03.2025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多领域协同推进，提升农村经济水平，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这一战略中，重点关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光伏、农垦和土地流转、乡村旅游、畜牧养殖与乡村振兴、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农村环保、农副产品电商直播、宅基地改革、农村房屋建筑装饰、数字化与乡村振兴”等关领域，这些领域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了生产性、生活性、人文和流通性等四类农村基础设施，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已出台多项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设施完善、污水整治等政策助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PPP、REITs等模式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资本合作建设运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从而改善农村交通、水利、能源和信息化设施，激活乡村经济内生动力，促进农业产业“引进来”和“走出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 农村光伏产业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2024年，农村光伏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跨界企业纷纷参与农村光伏项目，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推动产业发展。常见的农村光伏模式包括“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全额并网”和“电站租赁”等三种模式，企业参与未来通过创新，提高光伏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发展光伏电站的多元化应用，如“光伏+农业”、“光伏+渔业”、“光伏+畜牧业”等复合型模式，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农垦和土地流转有利于地方农业经营体制转变，消除地块的过度分割，推进土地规模集约经营。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土地流转，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推动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和市场化。常见的土地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托管和反租倒包等，每种方式都有其特点和适用场景。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农业大省，土地流转比例显著提高。未来将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加大对土地流转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支持，推动农业现代化，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同时，加强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推广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模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提升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以旅游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的一种新型产业。乡村旅游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项目，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成为部分农村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提升了农村的生态质量，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畜牧养殖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通过农林渔+牧、智能话养殖以及公司农户相结合等多种产业模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生态平衡，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随着现代化养殖技术的推广、环境保护措施的加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农民参与度的提升，畜牧养殖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新的动力。 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高，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到74.3%，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的机械化率分别达到97%、90%和84%。通过创新的农业产品研发、智能化、自动化的农机装备，如北斗导航大马力拖拉机、植保无人机、无人驾驶收割机等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了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未来，随着精准农业、智慧农业、分子农业、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的推广，农业科技和机械化将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农副产业电商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销售模式，在政策制度和旺盛的市场需求作用下，以手机和互联网为工具，利用直播的直观性和强互动性，吸引众多企业和的参与，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持。未来，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市场的逐步成熟，电商直播将全方位优化农产品的供应链，弱化农产品季节性、标准化等问题，进一步提升市场认知和信任度，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宅基地改革是我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核心是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落实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使用权。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推动乡村振兴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随着产权制度的完善、多元化利用的推进、政策支持的加强和农民参与度的提升，宅基地改革将进一步推进确权登记工作，完善产权相关机制，鼓励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闲置宅基地，实现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房屋建筑装饰涵盖外立面改造、功能空间优化、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和文化传承。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房屋建筑装饰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乡村振兴促进法》鼓励采用新型建造技术和绿色建材，引导农民建设功能现代、结构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保的宜居住房。政策的出台支持不仅有利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农村房屋的美观度和实用性，更保护传统建筑文化保护，提升农村房屋的经济价值，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未来发展方向主要侧重于装配式农房、绿色节能技术和智能化生活，提升农村房屋的绿色环保和科技含量以及舒适度。 数字化物流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强调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优化物流资源配置，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农村物流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农村物流的未来发展主要倾向于智慧物流与电商融合、冷链物流建设和数字化服务拓展三个方向。通过智慧物流与农村电商深度融合以及农村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订单处理、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的无缝对接，提升农产品保鲜能力，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多领域协同推进，不仅提升了农村经济水平，还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提供了坚实保障。

• MMT能否拉动主权国家经济走出困局 22/07.2024

  作者：北大纵横谢雨钢 一、MMT简介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大多陷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失业率、高债务风险（三低两高），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常态，由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用有限，导致现代货币理论（MMT）逐渐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MMT主张现代货币体系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是财政开支创造了货币流通，政府再通过税收回收货币，政府应充分利用“功能性”财政政策，财政开支不必量入为出，而应考虑促进就业和民生。 国债是财政部门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MMT主张的国债财政是指由央行通过买卖、回购、拆借等方式参与财政部门国债，将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加强对财政部门财政政策的支持，那么MMT能否拉动主权国家经济走出困局？        二、MMT能否有效拉动经济取决于三个关键环节 MMT本质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通过发行货币对财政政策进行有力支持，从而刺激经济复苏，拉动经济走出困局。但货币本身并不是经济的真正驱动力，从长期看，创新才是经济的真正驱动力，MMT主张的国债财政是否有效，取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是否有利于创新，因此整个过程是否有效，其实取决于三个关键环节：         1、货币政策是否能对财政政策进行充分、及时支持（水龙头的水量是否足够） MMT基于会计核算的三部门均衡模型和资金循环分析，抛弃了平衡财政预算观念，认为财政支出可以直接货币化、金融化，主权国家的财政政策不应受财政预算的硬约束，货币政策可以对财政政策进行充分、及时支持。 MMT对主权货币和政府债务的观点是合理的，在理论上，一个以本国货币举债的政府永远不会债务违约，这也是MMT的主要贡献，但财政部门与货币部门虽然需要加强协同，还是应当保持相对独立地位。       2、能否精准控制货币供应，以避免引发通胀（合理控制水龙头的放水量） MMT只关注到货币供应的内生性，没有关注到外生性，内生性强调货币供给受到经济体系内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外生性指的是货币供给主要由中央银行控制。MMT认为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不是货币数量，而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MMT创始人之一兰德尔·雷认为弗里德曼所主张的货币导致通胀，“既没有描述性基础又没有规范性元素”（兰德尔·雷是指这种观点只是现象描述，但又是央行控制货币数量增长以对抗通胀的依据，由于缺少可操作的规范性要素，难以明确指导央行操作行为）。 货币供应其实具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双重特性，如果经济体系运转正常，经济体不断扩张，会产生对货币的增量需求，央行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向经济体系中注入增量货币，体现为货币内生性。但如果经济体系运转受阻，经济体不断萎缩，就不会产生货币的增量需求，要阻止经济体的萎缩，央行可以通过财政部门支出，强行向经济体系注入增量货币，使经济体重新恢复扩张，体现为货币外生性。MMT主张的货币供应方式外生性较强，但其恰恰不关注外生性，反而关注内生性。    此外，MMT认为只要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经济运行中存在闲置资源，财政刺激就不会引发恶性通胀财政，如果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产生了通胀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紧缩，减少赤字支出，同时还可以通过税收回收货币。 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经济学界对“自然失业率”的认知尚不充分，很难确定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在不同时间点的“自然失业率”，财政刺激很难刚好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比如2021年初美国失业率超过6%，美联储认为“自然失业率”应在4.3-4.5%左右，启动了近年来力度最强的货币、财政刺激，导致此轮通货膨胀率创下四十年纪录，而且美国财政政策受政治方面影响，难以做到及时、足量的财政紧缩，更难以通过税收回收货币。而且根据Davig、Leeper等人研究，高税率对于人的行为有较为明显的扭曲作用，各国实际存在着税收上限，因此可能难以应对快速上涨的物价。 3、货币能否精准供应到需要区域，从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确保水流向合理区域）    MMT只关注到社会目标的公平性，没有关注到效率性。MMT建议政府实行“就业保障计划，充当经济中的自动稳定器，兰德尔·雷在《现代货币理论》中提出“政府应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追求充分就业，除了‘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没有人能想出更好的方案了。” 虽然政府可以充当“最后雇佣者”，雇佣所有失业人，但如果雇佣工作如果无法带来生产效率的相应提升，一方面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增发货币若没有实际生产力背书，会造成“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投资品（例如生产设备）价格必然也要上涨，资源被低效利用，社会效率降低。 2005年印度的《国家农村就业保证法案》保证所有农村家庭都能获得每年100天的带薪非农工作，如果不能提供劳动机会，政府将提供最低60卢比生活费作为补偿。2010-2013年间，经通胀调整后的印度农村人口年均收入增加了9%，保证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不过收入增长持续放缓。2022年印度总人口14亿，其中农业人口9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4.1%，城镇化率为35.9%，庞大的农业人口、无限度农业就业保障使得印度政府不堪重负，被迫启动新一轮农业改革，而这种保障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印度城镇化进程。从印度、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看，单一的大规模就业保障虽然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但导致了资源低效运用，并不是长久之道。 创新才是经济的真正驱动力，增发货币的本质是向全民征收“铸币税”，财政赤字的规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财政支出的内容，它决定着财政乘数的大小，以及经济的运行效率，如果只考虑社会保障，将货币大规模投入到经济低效区域，忽视经济高效区域，将会拖累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也无法真正拉动经济走出困局。          此外，MMT还存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比如“出口即成本，进口即收益”、“税收驱动论”、“政府支出创造货币”等，需要谨慎对待。 以“出口即成本，进口即收益”为例说明，货币是一种商品，也具有需求，进出口主要是货币现象，顺差国需要逆差国的货币，因此出口商品，而顺差国商品需要具有全球竞争优势，才能被逆差国所接受，从而交易成功。顺差国获得逆差国货币后，既可以购买逆差国商品，也可以购买接受逆差国货币国家的商品，当然也可以用于投资逆差国国债等金融产品获利，等待未来进口行为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出口只不过是进口的支付手段。 所以“出口即成本，进口即收益”的观点是片面的。若单独看出口行为，出口是成本，但从整个“出口-进口”连续循环看，顺差国出口换来了货币，货币可以购买逆差国商品，或者以有利于顺差国的方式进行投资，其实是双向互利的。对逆差国也是如此，单独看进口行为是用几乎无成本的货币换来了逆差国的商品，进口是收益，但从整个连续循环看，顺差国可以用逆差国货币购买逆差国商品，或投资，或交易给其他主权国家，其他主权国家持有逆差国货币取决于是否能持续获利，逆差国要么付出实物，要么让主权国家通过金融投资持续获利，货币最终还是要以符合主权国家利益方式流回逆差国，除非逆差国货币信用崩溃，但这并不符合逆差国的长期利益。所以货币其实代表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交易，逆差国并不可能真正以无成本的方式获取顺差国商品。        三、各国实践 1、日本    人们普遍都将日本看作实施MMT的成功典范，但有趣的是日本政府和央行却不这么认为，表示不会采用MMT，而MMT的创始人也不这么认为，兰德尔•雷认为日本政府没有摆脱平衡预算的束缚，将大量资金注入金融机构，造成了资金的低效率，是MMT的反面案例。 在1991年日本股票、土地、地产泡沫相续破灭后，日本经济开始转向经济结构性改革，主要推行放松行政管制、贸易自由化等方式，直到1993年政府部门才开始出现赤字，1997年日本政府更开始了财政整顿，试图缩减财政赤字，所以这一阶段日本经济主要模式并不是MMT，虽然也利用央行宽松货币，以支持政府财政赤字，阻止经济大衰退进一步蔓延，但力度有限。 全球主要央行资产与GDP比率 数据来源：HaverAnalytics 直到2012年安倍政府上台，推出"三支箭"政策：货币政策，将日本的通胀目标值定为2%，推出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且自2016年起推行负利率政策，推动日元贬值扩大出口；财政政策，减税，扩大国家财政支出，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在日本政府负债余额已超过GDP200%的情况下，通过了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结构性改革，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劳动力改善、地方发展、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改革。    因此从2012年开始，日本基础货币迅速扩大，央行资产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扩张，央行购买了大量政府债务，甚至开始直接购买日本股票。但如此猛烈的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推升通胀，只在2014年因消费税税率从5%上调至8%，CPI达到了2.7%，其余年份日本依然没有实现年通货膨胀率2%的目标。 2020年前美欧日政府债务率与CPI 数据来源：iFindD 日本没有出现通胀，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超发货币并没有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从1991年到2019年，日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从未超过5%，所以日元汇率保持相对坚挺。大量超发货币流向了三个渠道，一是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2019年日本商业银行准备金余额达到了346.2万亿日元，总准备金率达到了27.2％；二是日本企业留存收益达到了479万亿日元，占企业总资产的27.9％，日本企业不仅不向银行借钱，还大量存钱；三是日本央行大量购买股票，累计买入37万亿日元，2023年央行拥有股票市值近70万亿日元，约占东证总市值约4.3%。    数据来源：Wind 安倍经济学实施后，在一定程度扭转了日本经济衰退趋势，股市和房地产进入明显的上升通道，日经指数从2012年至2020年上涨将近150%，日本名义GDP在泡沫经济危机破灭后，首次实现了71个月的持续增长，同期失业率持续下降，在2020年疫情前已降至2.2%，接近1990年的低点。 但股市、房市上涨主要使富人获利，普通人不仅没有获益，资产反而相对缩水，消费力没有得到提高。其后的安培“新三支箭”政策也缺乏具体的落地措施，日本劳动人口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国内需求低迷等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消费和扩产意愿仍然低迷，为经济带来长期的压力。 虽然日本央行通过货币超发购买了大量国债，但2012年至2019年日本政府财政支出仅由97.1万亿日元升至101.4万亿日元，政府支出并未出现明显的扩张。在政府支出结构上，社会保障有所增加，主要用于加强医疗、养老金等老龄化社会保障，以及日本大地震后灾区公共基础设施重建。    数据来源：Wind 日本的经济改革模式与MMT模式，仅仅在超发货币上相同，在货币流向、货币用途上均不一样，超发货币并非用于政府支出的大规模就业保障，而是注入了金融系统购买资产，所以日本的经济改革模式并非MMT模式，就更谈不上MMT的成功典范。 由于日本经济的内生性弱，日本央行注入金融系统的超发货币无法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所以没有引发通胀，而如果日本央行按照MMT模式，将大量货币通过政府支出方式注入商品流通领域，货币供应的外生性必然会产生作用，如此大量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这个“成功典范”就会破灭。       2、美国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已经消失了近3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主要国家的金融系统都出现了流动性危机。美国为了应对危机，同时也看到日本央行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并未带来严重后果，产生了误判，过于猛烈地启动了“零利率+量化宽松”组合，把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利率区间，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为零，美联储两年里买入了接近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支持财政部进行了三轮财政刺激，直接向个人支付经济影响付款8000多亿美元，同时还提供额外的失业补偿、紧急租房援助，对企业部门贷款合计近7000亿美元，M2因此急剧扩张。    数据来源：Wind、Haver 随着美联储大规模货币宽松，叠加俄乌冲突爆发带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22年6月美国CPI最高达到9.1%，创下40年最高，迫使美联储自2022年3月开始持续大幅加息，以压低通胀，而大幅加息又导致全球美元回流，推高资产价格，通胀持续“高烧不退”。    数据来源：Wind 同时是大规模货币宽松，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并未出现通货膨胀，与2021-2022年形成巨大反差。这是因为两者的货币供应特性不同，“次贷危机”后美国市场投资和消费信心严重受挫，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发挥作用，金融存贷循环受阻，使得美联储投放的基础货币无法显著推高M2增速，物价难以大幅上涨。 而新冠疫情中，美联储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力度超过了次贷危机，向居民大规模派现，向企业放贷，货币供应的外生性发挥了明显作用，比如疫情冲击下美国居民部门工资性收入由2020年2月11.9万亿美元降至4月10.7万亿美元，而疫情救助计划帮助美国居民部门月度总收入，较疫情前反而高出约2万亿美元，居民部门总收入不降反升，提振了消费意愿，所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迅速修复了经济体系，并最终由于过于猛烈的经济干预产生了持续通胀。 美国量化宽松模式以MMT为基础，但刺激力度大大超越了MMT，美联储不仅购买财政部门国债，向个人、企业发放货币，还执行了零利率、零准备金，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3、中国 中国实践MMT时间较晚，央行对MMT其实有一个从批评、抗拒到接受的过程，2019年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判》，认为MMT与现代经济金融的运行现实相悖，是一种倒退。其实不能机械地理解货币演化路径就是从私人信用货币，到政府信用货币，再到银行信用货币。MMT确实严重影响了银行信用货币的央行独立地位，但在社会经济总需求不足、金融存贷循环受阻、财政赤字巨大的环境中，央行很难保持完整的独立地位。 中国M1、M2增长趋势（2019-2014） 数据来源：中国央行 2020年受疫情影响，M1快速上升，但此时经济循环受阻，内生性弱，M2并未跟随上涨，反而出现下跌。疫情后M1收缩，开始回归正常，其后两者剪刀差逐渐加大，反应出社会短期流动资金需求增长不足，社会消费、投资、对外出口等需求增长都在全面放缓。M2持续高位，表明社会并不缺钱，缺的是花钱的人，资产价格下跌，消费者不愿意花钱，企业没有利润，不愿意投资，央行发放的大量货币，以现金的形式滞留在企业账户上，货币运行存在明显的“空转”情况。    特别是2024年后M1快速下滑，六月跌至-5，这表明企业大量活期存款转换为定期存款，或货币基金、债券基金等理财产品，社会投资、消费需求极度萎靡。在这种情况下，单从金融角度看，其实需要央行发出明确、清晰、有力的经济见底信号，以扭转社会预期。 数据来源：Wind,HTI 在经济运转受阻、传统货币工具失效的情况下，央行不可能独善其身，只能通过支持财政政策，修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因此2024年4月央行表态“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央行、财政部开始加强协同。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央行经过初期国债财政实验后，将会加大对国债财政的支持力度，以扭转社会预期。 2024年财政部将发行1万亿超长期国债，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将用于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未来几年还将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四、各方观点 虽然MMT提出了三十年，但直到近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各国增长乏力，才逐渐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美联储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其实都认知到主权债务不会违约，格林斯潘认为“美国可以偿还任何债务，因为它总是可以印钞票来偿还，所以违约的可能性为零。”伯南克也承认2008年用于银行救助的1万亿美元，并非来自税收，而是直接对银行在美联储的账户上敲键盘而凭空产生钞票。所以，美债危机其实并不存在。 因为MMT的理论体系不严密，反对者主要集中于学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集体反对MMT，担心MMT的错误理论指导造成高通胀；而MMT可以突破现有政策限制，带来更大的可能性，所以支持MMT的人主要集中于政界、商界与金融机构，美国左翼民主党代表人物伯恩桑德斯、主张“绿色新政”的沃伦、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Hatzius、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在不同程度上支持MMT，认为MMT具有一定价值。 经济学家们在MMT的启发下，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人大教授翟东升的“未来起点收入”，提出政府可以利用国债筹集资金，提供从出生到35岁年轻人的定期收入支持，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有较高比率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未来起点收入”是建立在MMT基础上的，但MMT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若不加辨别地使用MMT，其实存在较高的通胀风险。 对于MMT，既不能简单地只知其弊，不知其利，也不能只知其利，不知其弊，既要分利弊，也要明要害，才能真正明确MMT的价值。           五、结语 MMT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但整个理论体系仍非常不成熟，特别在三个关键环节中第二、三两个环节存在较大疏漏，导致其很难对实践进行具体指导，日本、美国、欧盟等经济实践其实与MMT都存在较大差异。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阶段，符合MMT思想中货币和财政配合的大前提，但需要慎重地对MMT进行实践、创新与完善，特别需要重视两点： 1、不仅考虑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也要考虑外生性，精准量化控制国债财政的货币供应，避免恶性通胀； 2、不仅考虑社会目标的公平性，也要考虑效率性，既要有社会保障目标，修复、激活社会需求，也要推动社会创新，扶持创新产业、创新区域、创新人群，以及年轻人群，从供求两端激活创新领域。 只有同时做到以上两点，才能进一步完善、丰富MMT理论。MMT的国债财政本质是“铸币税”，只有将社会闲置资源运用于高效区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拉动经济走出当前困局，财政赤字货币化才会产生正向价值，否则效果就会相反。 作者：北大纵横谢雨钢 《聚势：开创全球科技、商业、经济新趋势》中聚势战略包含了未来学（未来推演学）、战略学（聚势战略学）、经济学的整体市场机制，未来学提供创新方向指引，战略学提供创新工具方法，整体市场机制提供创新环境保障，其中整体市场机制可以从更高维度为MMT提供系统、具体的第二、三环节指导，从而形成更为成熟、易于实践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                  《聚势：开创全球科技、商业、经济新趋势》即将上市，推演未来500年人类命运，站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之上，以未来的眼光，穿透当今全球社会的重重迷雾，直面本质。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 二十届三中全会：央国企改革重点与“十五五”规划关注点 22/07.2024

  随着举世瞩目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和新闻的发布，核心内容与方向基本清晰，整体来看中规中矩循序渐进，没有出现诸多专家担心的问题和表述，虽然表面波澜不惊，但在关键核心问题上目标清晰、指引明确、表述灵活、成竹在胸。央国企在“十五五”期间依然道路艰巨而光荣，国企改革又进行到一个更新的阶段：重塑央国企定位。如何全面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一些新的提法和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十五五”期间将会有明确的蓝图畅想和路径描述，甚至要求尽快出成绩、见效果。 三中全会关于央国企改革的表述与重点公报原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北大纵横专家解读：结合我们国家的体制和国企在我国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央国企在“十五五”期间的任务和目标非常清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市场方面的冲锋队，成为中国式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任务需在未来五年内完成，也意味着此次《决定》将包含更为具体的中期改革任务。央国企在“十五五”规划的目标需要紧扣这个任务，有具体的表述和行动方案，具体将要深刻理解2023年下半年的深改行动并将其转化为行动步骤，可以肯定的是，央国企的深改行动将是承接未来决定落地实施的关键。目前，各地国资国企仅仅采用报台账的方式、或者战略与深改行动两张皮的方式将不能很好的落地，如未按要求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在下一轮国资国企审计将会有董事长和总经理级别的人员被问责。公报原文：在实践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具体形态至少表现为国民经济中分工互补的共容关系､产业链上的竞争共存关系，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共生发展关系｡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分工的各自优势，构建国民协同发展产业链的新模式，优势互补就是值得探索的思路。北大纵横专家解读：中国发展奇迹，离不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优势互补，尤其表现在产业链中的分工和协同。国有企业为许多产业链基础设施供给者，民营企业为基础设施使用者。国有企业成为产业链中的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而民营企业是基础设施的重要使用者。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改在这十年间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向混改、央地混改的曲解伤害了改革的实质，借鉴民营企业的效率和灵活的经营机制是当初混改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后期逐步演变成国进民退和股市救火抄底的行为，这不是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初衷，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努力纠正这一做法，央国企和民企发展并重将是主旋律，并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做出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策，标志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国企民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改革新阶段。在“十五五”规划过程中，如何通过产业链、商业生态、科技研发、新质生产力等诸多工具箱和民营经济产生联合，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激发民营经济，将需要有新的做法和探索，需要有标杆性的合作、标志性的案例和可推广的示范。分类有序推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和民企协同固、补、强、优产业链。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围绕“突出实业、聚焦主业、做精一业”的目标，从“进、退、整、合”四个方面改造国有企业，通过双向混改等多种方式实现国民合作，进行塑链、固链、补链、强链、优链，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中央新闻发布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北大纵横专家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营收利润率（营业现金比率）与全员劳动生产率、净资产收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指标“四位一体”，有利于通盘考察传统生产要素与新型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效率，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经济增加值将会逐步纳入到考核体系，完善一利五率的考核体系，提出经济增加值核算目标是对国有资产考核制度的完善。央国企需要在“十五五”期间，清晰分解战略绩效指标，至少包括国资委考核指标、战略规划目标和深改行动要求指标的三位一体的指标体系，要让其指标相互嵌套、相得益彰，保证一套绩效考核体系的综合运用，这就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准确度、前瞻性和可实施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写一套文本应付检查应该很难过关。 央国企“十五五”规划重点之一：做强做优做大的路径——深度重组整合 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维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方向。2015年伴随配套文件所形成的“1+N”政策体系的构建逐渐完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和制度框架。在巩固深化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果的基础上，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2024年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行动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三个“围绕”深化改革，要求实现三个“明显成效”。二十届三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探索建立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在基本经济制度模块虽然没有着重提及，但以对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实践路径提供指导方向，从而达到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标准和综合目标。北大纵横专家建议：综合判断国家和地方政府近期的一切政策倾向来看，新一轮的重组整合将会成为“十五五”期间的一个核心，这几处于央国企的战略发展需要，也基于目前经济发展环境的考量，重组与整合就要解决物理整合向化学整合的转变，从整合前的整体规划设计，到整合后战略目标确定、业务板块定位与协同，到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调整和激励，都是央国企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十四五”期间出现了很多靠行政手段捏合，貌似强大实则虚胖无力的企业集团，带来的风险远远超出应发挥的作用。 央国企“十五五”规划重点之二：科技创新从蓝图到实施路径 三中全会提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一点是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的基础上，呼应外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的最新情况，而在二十大报告中对我国经济长期“体质”和高质量发展核心要求所做的全面升级。只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扩展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长期空间，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掌握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长期主动权。北大纵横专家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央国企科技创新未来将会重点在三个方面着力：首先，科技战略规划的制定，企业的科技创新不同于高校与科研院所，他有一定的独特性，可以说是千企千面。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围绕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核心能力，采用多种科技创新的手段，如生产制造企业可以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新技术院校联合研发；工程企业可以在工法、施工设备进行创新，可采用“中央研究院+研究分院”、“总部研发管理+分部科研转化+三级场景应用”的模式，首先要把整体的科技发发战略的顶层设计做好。在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科技研发规划的顶层设计做不好，后续将会出现一列问题。其次，科技人员激励要落到实处，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政策落实落地，进一步对各类创新主体和人才“松绑”“解绑”。“十四五”期间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政策出台的不少真正落到实处的不多，这里面既有怕担责的因素在里头，更多的因素是方案的不可操作性和政策的不准确和多源解释，让政策的执行者退避三舍。最后，深化人才体制改革，探索实施青年科技人才特殊晋升机制，健全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机制。要打破论资排辈和“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用人模式，探索建立以创新价值、贡献等为导向的晋升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要有差异化的评定指标。例如，技术转移等科技服务类人才，应当与基础研究类人才评定有所区分，把科技服务满意度和社会效益等作为其重要的评价指标。央国企“十五五”规划重点之三：新质生产力识别、培育及路径 过去一年，高层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政策路径不断丰富，三中全会提到，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仍然是全会的重中之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象化抓手。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紧密关联，需处理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关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基本盘”，不能当“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加快升级改造。发展传统产业应与“设备更新改造”“绿色减碳”等政策结合来看，整体思路是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通过对传统产业实施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不仅能带来技改投资增长，更有利于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重要的上游投入部门，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传统制造业，降低运营成本，扩展应用场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是“中坚力量”，要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要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沿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的发展方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推进应用场景建设，打通政策堵点，拓展发展空间。例如，低空空域放开并完成划分，使得产业发展有法可依，赛迪顾问预测到2026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未来产业是“关键变量”，要注重前瞻部署和梯次培育，加快打造标志性产品。重点推进未来产业：重点产业是“关键”，推进未来制造（智能制造、生物制造、纳米制造等），未来信息（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未来材料（先进半导体、超导材料等），未来能源（核能、氢能、生物质能等）、未来空间（空天、深海、深地等）和未来健康（合成生物、基因技术等）六大方向产业发展。在壮大产业主体，丰富应用场景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打造标志性产品。北大纵横专家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央国企要着重分析在新质生产力的生态位，识别新质生产力和自身业务的匹配，适度布局新质生产力涉及的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和科技研发，明细培育路径和策略。央国企“十五五”规划重点之四：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目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需进一步统一思想，长期不会发生变化，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首要抓手。从三中全会的改革具体部署任务的排序上看，“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已经排到了第三位，实际上也是具体改革领域的第一位，仅次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是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需要强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创新的不同阶段的主体责任，进行阶段的专业化分工，在产学研用中协同创新，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一方面，需要强化国有企业在基础研究阶段中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有效对接市场的优势，与国有企业协同进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可实际推广、替代传统应用和形成市场力量的新技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轮驱动，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也是应对当前外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美国日渐转向经济孤立主义并试图将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向只有利于美国经济而有损于中国等全球其他主要工业国的方向转变的核心关键经济对策。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优先突出强调。自提出“中国制造”以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就是我国最主要的政策方针之一，在美国对华实施“脱钩断链”产业政策以及发达经济体对我半导体电子产业链实施“围堵”的严峻外部环境之下，我国企业在2023年实现了相关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远景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也被提升至了更重要的位置。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并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为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关键制度，更加清晰地意味着科技创新立国的明确战略选择。这一选择衍射到宏观政策方面，可能意味着包括增值税、研发扣除等措施在内的财税体制改革或将进一步向科技创新型企业倾斜，同时财政政策在支出统筹和收入分配一侧可能以更大的力度来促进和保障国内先进耐用大宗可选消费品需求，而通过货币政策大幅宽松来刺激地产基建等伴随有更高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短期稳增长模式或将淡出。北大纵横专家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央国企要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厘清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战略定位和资源禀赋，将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总体战略目标、业务战略和职能战略衔接起来，可以考虑根据不同的专题撰写专项规划，如果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发展逻辑、和目标定位不清晰，未来的“十五五”规划将会确实重要的一环。央国企“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与思考国企改革从混改到“做强做优做大”再到市值管理，一直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后的国企国资改革有两个重要方向：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5年中央公布国企改革，“1+N”体系，再到次年“6+1”首批国企混改到试点。2016年7月份国企改革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020年提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4年，新一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成为关键词，国企市值管理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新三年”国企改革行动，主要是围绕“两个核心”，重点在“深化”“提升”两个方面发力。“深化”主要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核心竞争力;“提升”主要是提升核心功能，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三个集中”阐明国有资本改革的新方位: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对国资国企的改革虽然没有提出更多超前或引领的提法，但是经过十年的深化改革也该到了成果显现的时间了，少提不提并不是不重视，静等花开是目前我们需要的结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作者：孙连才，北大纵横副总裁

• 深度分析：“国九条”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影响 30/04.2024

•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智慧高速发展路径、模式与方向 27/04.2024

  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交通领域的智慧化进程不断加快，智慧高速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指引，推动高速公路从传统基础设施向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的新型基础设施转型。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智慧高速不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快速通道，而是融合了信息技术、数据资源、智能设备、服务平台等多元要素的综合系统，具备感知、分析、决策、执行等高级功能，实现对高速公路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与服务。 01.智慧高速的发展路径智慧高速在交通强国政策指引下，是交通投资行业重要的发展方向，山东高速、浙江交投、湖北交投、江苏交控在智慧高速建设方面都取得较大的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智慧高速的发展路径应该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技术创新驱动：依托物联网、5G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提升智慧高速的感知精度、传输速度、计算能力、决策效能，实现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能运维等功能的高效集成与应用。数据资源赋能：通过构建全面、实时、准确的高速公路大数据平台，深度挖掘数据价值，为交通规划、运行调度、应急处置、服务优化等提供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持，实现数据驱动的智慧决策。智能设备升级：推广使用智能感知设备（如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智能交互设备（如V2X设备、智能收费站、电子显示屏等）和智能运维设备（如无人机巡检、无人清扫车等），提升高速公路设施的智能化水平。服务平台构建：打造集出行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商业服务于一体的智慧高速服务平台，满足用户个性化、便捷化、舒适化的出行需求，提升高速公路的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益。 02.智慧高速的发展模式与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智慧高速建设，同时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标准制定等方式，保障智慧高速发展的方向性和规范性。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用户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智慧高速的研发、建设和运营，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推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的高效联动。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智慧高速试点示范，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形成点面结合、梯次推进的智慧高速发展格局。人车路云深度融合：实现车辆、道路、云端的高度协同与深度融合，构建“车-路-云”一体化的智慧交通体系，支持自动驾驶、远程驾驶、智能调度等高级应用，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与安全性。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通过智慧高速实现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的有效控制，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施工、循环利用等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助力交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服务民生与产业创新并重：既要满足公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又要服务于物流、旅游、商贸等产业发展，通过智慧高速构建开放共享、融合创新的交通经济生态圈。安全韧性智慧并举：强化智慧高速的安全防护能力，建立健全应急响应、风险预警、灾害防治等机制，提高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和恢复能力，确保高速公路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运行。在新质生产力的指引下，智慧高速应以技术创新为引领，数据资源为支撑，智能设备为基础，服务平台为载体，遵循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市场化运作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区域示范与全国推广相协调的发展模式，朝着人车路云深度融合、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服务民生与产业创新并重、安全韧性智慧并举的方向迈进，为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作者：孙连才，北大纵横副总裁

• 智慧高速与路衍经济：交通投资行业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路径 26/04.2024

  “十五五”规划期间，中国交通投资行业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与机遇，即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交投投资行业如何通过慧高速建设与路衍经济的有机结合，推动产业升级、提升服务质量、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新质生产力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对交通投资行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在“十五五”规划的背景下，智慧高速与路衍经济成为交通投资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智慧高速通过集成前沿科技，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提升运行效率与服务水平；路衍经济则通过对高速公路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多元利用，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者协同作用，将重塑交通投资行业的价值创造模式，为行业注入强大动能。 智慧高速：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智慧高速在“十五五”期间将面临快速发展阶段，通过改扩建的情况下植入智慧高速的核心技术与感知采集系统，不仅可以提高通行效率，还为智慧高速的数据采集和场景应用提供发展路径。 01.技术创新与应用智慧高速建设应聚焦5G、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集成应用，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智能交通生态系统。具体举措包括：基础设施智能化：部署高清视频监控、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源感知设备，构建高精度、全覆盖的道路环境感知网络；安装边缘计算节点，实现数据的本地快速处理与响应；建设云服务平台，支撑海量数据存储、分析与应用。车路协同与自动驾驶：推动C-V2X（蜂窝车联网）通信标准的普及应用，支持自动驾驶车辆与道路基础设施间的信息交互。设立自动驾驶测试区与示范路段，鼓励产学研用多方合作，推进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验证与规模化应用。智慧运维与应急响应：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预测交通流量、路况变化，实现主动式交通管控与动态调度。建立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养护系统，实现设施故障预警、远程诊断与精准维修。构建一体化应急指挥平台，提升突发事件处置效率。 02.商业模式创新出行服务个性化：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出行习惯，提供定制化导航、预约通行、沿途服务推荐等精细化服务，提升用户出行体验与满意度。增值服务拓展：整合沿线旅游资源、商业资源，推出“高速+旅游”、“高速+消费”等跨界产品，打造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增加非通行费收入。数据资产运营：建立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部分非敏感数据，鼓励创新应用开发，挖掘数据的商业价值。 路衍经济：业态融合与价值挖掘路衍经济在“十五五”期间将面临更加明晰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在高速公路行业路衍经济的发展成功与否对改变高速公路行业的财务结构具有明显的作用，对交通通行费用依赖度与路衍经济发展成熟有正相关的关系，依赖度越高路衍经济发展越差，观察头部几家财务结构，对通行费收入的依赖程度仅仅30%左右，因此，如何发展路衍经济在“十五五”期间是一个必须重视的方面。 01.多元化经营土地综合开发：遵循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利用高速公路沿线闲置土地，发展物流仓储、商贸会展、新能源充电等配套产业，形成产业聚集效应。服务区升级：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将服务区打造成集餐饮、购物、休闲、文化展示、旅游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中心，提升其商业价值与社会效益。物流园区建设：依托高速公路网络，布局高效、专业的物流园区，吸引物流企业入驻，构建现代供应链服务体系。 02.数字化转型与资产运营数字孪生与资产管理：构建数字孪生高速公路，实现对物理设施的实时监控、远程诊断与预防性维护，降低运维成本。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搭建资产交易平台，推动高速公路资产证券化，激活存量资产流动性。绿色能源与碳交易：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空间资源，建设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设施，打造绿色能源走廊。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通过碳减排项目开发、碳汇交易等方式获取额外收益。交通投资行业在“十五五”规划期间，应紧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机遇，以智慧高速建设为技术驱动力，以路衍经济为价值增长点，通过技术创新、数据驱动、生态构建、政策引导等多元途径，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这一过程不仅将有力推动交通投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还将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大局作出重要贡献。作者：孙连才，北大纵横副总裁